鱼殇：长江水生动物保护困境调查

夜雨

“长江渔业资源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连鱼的子子孙孙全都搞掉了”“应该立即实施对长江流域的十年全面禁渔”……4月1日，长江中下游开始实施为期3个月的春季禁渔，这也是长江禁渔期制度正式实施十周年。十年来长江鱼类资源及其保护的状况究竟如何？早报记者历时半年，沿江走访四川、重庆、湖北、湖南、安徽、江苏、上海等地多个县市，并深入两个国家级保护区，采访各地渔民、管理部门和院士专家后发现，受过度捕捞、水电工程、环境污染等影响，长江鱼类资源出现严重衰退。此间，农业部回应业界呼吁时称，长江水生生态系统面临崩溃的危险，正在制定“长江渔民退出补偿机制”。（图片创意为仿古岩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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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江水生生态系统面临崩溃的危险。”在答复中国科学院院士赵进东长江全面禁渔十年的建议时，农业部承认，“长江的资源量已不足以支撑这14万多渔民的基本生活，因此正在制定‘长江渔民退出补偿机制’”。

　　

　　4月1日，长江中下游开始实施为期3个月的春季禁渔，今年是长江禁渔期制度正式实施十周年。长江是我国鱼类等水生动物资源最丰富的地区，十年来长江鱼类资源及其保护的状况究竟如何？

　　

　　早报记者历时半年，沿江走访四川、重庆、湖北、湖南、安徽、江苏等地，深入三个国家级保护区，采访各地渔民、管理部门和院士专家后发现，受过度捕捞、水电工程、环境污染等影响，长江鱼类资源严重衰退，现行禁渔期制度并未能有效遏制水生生态资源的严重衰退趋势，而增殖放流同样收效甚微，甚至存在隐患。

　　

　　如今，被誉为“长江女神”的白鱀豚芳踪难觅；“活化石”中华鲟只能在逼仄的观赏池中缓慢游弋；微笑的江豚种群数量已经少于大熊猫；号称“淡水鱼之王”的白鲟，自2003年以来未见踪迹，就连长江流域市民餐桌上的主要淡水鱼类“四大家鱼”也正沦为“珍稀动物”。

　　

　　保护区被认为是长江水生生物的最后庇护所，但同时也被地方政府视为经济发展的“烫手山芋”，难逃被随意裁撤的命运。

　　

　　渔民如鱼，苦苦挣扎。14.5万逐水而居的长江专业渔民面临着下水无鱼，上岸无地的尴尬境地。渔民盼望上岸，但放不下水中的家当，又没有其他生活技能，只能将后代送到岸上，“这一江水已经养育不了我们的下一代，我们是最后一代渔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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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江水环境持续恶化 畸形鱼出现频率变高

　　■ 水污染导致鱼类中毒、缺氧死亡 水体净化能力减弱 水生动物食物链遭破坏 长江鲫鱼脊椎扭曲等畸形现象增加

　　污染

　　排污增加，水环境变差，鱼等水生物种衰退，这些年来，世界自然基金会中国分会渔业项目负责人王利民则一直用“每况愈下”来形容长江渔业的水生环境和生物多样性。他认为，长江水环境将呈“U”形变化，目前还处于下行通道的量变过程，大约再过10年触底，届时拐点出现，促使人们重视长江环境保护，利用种种手段，逐步恢复长江水环境。他表示， “长江水体现在已经不是亚健康，而是病危。”

　

2012年11月23日，湖北宜都市枝城镇，一名工人路过毗邻长江的宜化化工厂附近。早报记者 许海峰 图

　　“有无柴油味已经成为判断鱼是否为长江野生的标准了。”常州渔政站站长吴建敏对早报记者表示，大约10年前，长江里鱼的口感变差，有很重的柴油味，有时候气味太重，烧好的鱼要整锅倒掉。

　　长江沿岸居民比较盛行的解释是，长江里的油污增加，常年被鱼吞食，令鱼肉产生异味。那么，除了油污，鱼的体内是否也含有其他元素，比如重金属？早报记者曾就此向江苏省淡水水产研究所提出采访申请，该机构的一项重要职能便是检测鱼体内毒素等情况。然而，早报记者的采访申请被婉拒，理由是考虑到社会影响，相关内容从不公开。

　　不过，江苏省淡水水产研究所资源室副主任张彤晴告诉早报记者，这两年，长江里畸形鱼的出现频率变高，其中鲫鱼占比较大，如出现脊椎扭曲。

　　达标污水仍会造成污染

　　良好的水生态是良好的水环境加水生生物多样性，两者互利，相互促进。不幸的是，长江往相反的方向行进了几十年，近年还在加速。世界自然基金会中国分会渔业项目负责人王利民表示，人类活动令水环境变差，其表现很多，虽然没有证据表明哪个是祸首，但污染无疑是主因之一。

　　污染对鱼类的危害有直接和间接两方面，前者的结果是使鱼类因中毒或缺氧而死亡，间接危害在于降低水体透明度，抑制水草生长，导致以水草为产卵场所、与水草伴生的鱼类消亡，从而切断上级鱼类的食物链，破坏生物链。

　　长江常州段长18公里，以前芦苇等水生植物密布整条江堤，但近年来江堤被全线开发，光是化工园区就占了数公里，污水汩汩入江，水生植物萎缩殆尽，仅常州港老码头区域因受保护而留存了一段。常州新北区环保局新北工业园分局局长丁文竞透露，2011年年底曾邀请上海一家单位，沿着江边铲犁似的排查了一遍，发现有企业铺设了暗管，偷偷将污水直接排入长江。目前已经将涉及的企业关闭或迁出，但他不愿透露偷排的企业名称和数量等细节。

　　目前，常州化工企业污水排放虽已纳入管网，企业必须先行净化处理污水，达标后才能排入长江。然而，达标并非无污染，只是将污染降低了。达标后的污水排入长江，同样会污染。

　　“长江水体已是病危”

　　2009年，长江流域污水排放总量为333.2亿吨，比2003年增加21.9%，排污主要集中在太湖水系，洞庭湖水系，长江湖口以下干流，宜昌至湖口、鄱阳湖水系，宜宾至宜昌和汉江地区，占2009年排放总量的80.1%。

　　据统计，我国长江沿岸约有40余万家化工企业，此外还分布着五大钢铁基地、七大炼油厂，以及上海、南京、仪征等石油化工基地。化工产业对于长江岸线的侵占，在下游尤其明显。近年来的调查表明，长江已形成600公里的岸边污染带，其中包括300余种有毒污染物。

　　长江流域水资源保护局公布的监测数据显示，干流水质基本符合I-Ⅲ类标准，支流水质次之，湖泊相对严重。《2012年12月份长江水资源质量公报》显示，洞庭湖、鄱阳湖、巢湖、滇池水质均为Ⅴ类或劣Ⅴ类，表现为轻度或中度富营养化，超标项目含总氮、总磷、高锰酸盐指数和pH。

　　“长江水体现在已经不是亚健康，而是病危。” 王利民表示，鲥鱼、河豚等，尤其是食物链顶端物种为长江指示性物种，它们逐渐消失，表明长江健康状况在下降，提供水体净化等生态服务的能力在减弱甚至消失。

　　有文章认为，水土流失将农药、化肥、土壤中的营养元素及一些动植物腐殖质带入水体，使水体中悬浮物、ＢＯＤ、ＣＯＤ、总磷浓度增加。而随着流域内工农业的迅速发展，城市规模不断扩大，流域内地表水体污染日益严重。另外，在运输化学品船只翻沉事故中，大量硫酸、甲苯酚、煤油、原油等化学品倾覆入江。长江沿岸堆积的大量固体废弃物是污染长江水质的另一重要原因。未经处理的固体废弃物经洪水冲刷和雨水淋溶，各种有毒物质极易进入水体，严重污染长江水质。

　　农业部淡水生物多样性保护重点实验室主任、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首席科学家危起伟对早报记者表示，氮磷适度，能促进水中藻类等生长，为鱼类提供丰富饵料，但过多则会消耗水里氧气，令鱼类窒息，令水体富营养化，产生“水华”。

　　学莱茵河治长江有难度

　　湖北省社科院长江流域经济研究所所长彭智敏认为，水运及沿江城镇及产业布局快速发展的趋势将会长期存在。就产业和经济重要性而言，长江与欧洲莱茵河、美国五大湖、俄罗斯的伏尔加河流域有很多相似之处，如沿江都布局了一大批重化工项目如德国的鲁尔区、鹿特丹的海运。

　　彭智敏表示，沿江开发是我国南方地区较大江河如长江以及湘江和汉水等重要支流的比较优势。钢铁、化工等产业的特点是原材料及产品运输量大、耗水多、耗能大、污染比较重，将它们沿江布局可利用水运这种最经济的运输方式，可运输超大件如直径十几米的三峡发电机组转子；江边取水最方便、经济，还利于废水污染处理，长江水量丰沛，可在较短时间和距离内将污水稀释。

　　沿长江开发也将给长江环境保护带来巨大压力。是否会重走西欧莱茵河等先发展、再治理的老路，成为各界关注焦点。自19世纪末期开始，随着流域内人口的增加和工业的发展，莱茵河成了欧洲的下水道，水质日益下降，渔业不断衰退。1987年，沿岸国家的环境部长一致通过保护莱茵河国际委员会制定的《2000年前莱茵河行动计划》，总目标是莱茵河要成为“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的骨干”。到2000年，莱茵河环境整治和生态恢复的预定目标全面实现，鲑鱼重现莱茵河。莱茵河被评为世界上管理得最好的一条河。

　　那么，长江是否成为莱茵河在中国的翻版？早报记者在沿江地区走访发现，情况不容乐观。如常州自2011年开始整治沿江化学工业园，将园区内化工企业进行整合提升，将不达标企业迁出，计划至2013年，将园区内化工企业从2011年上半年的82家减少至50家以下，至2012年8月已关闭约20家。常州新北区环保局新北工业园分局局长丁文竞称，其中部分化工企业沿江迁往中上游地区，但不肯透露企业名称和具体数量。常州新北区春江镇委员会宣传统战委员张含表示，整治化工园区的原因之一，是从中获取税收留存。

　　据介绍，化工园区并非一味减少企业数量，只是不欢迎中小型化工企业，若大型化工企业有意向，也将被允许进驻。另外，近年来，该地区又陆续兴建了环保产业园、智能电网产业园等，以及在江中一岛上大兴港口物流产业。这意味着，沿江企业数量将可能进一步增加，排入江中的污水也可能进一步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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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方政府将保护区视为经济发展“紧箍咒”

　　■ 长江流域已建立4个国家级水生生物自然保护区 一些地方政府为发展经济限建甚至要求撤销已建保护区

　　保护

　　如果说蕴含巨大旅游开发价值的陆地自然保护区是一个“香饽饽”，那么水生自然保护区则是“烫手山芋”，它们大多地处经济咽喉，因而地方政府避之不及，“不幸”戴上了这个“紧箍咒”也要想尽办法甩掉。

　　早报记者先后走访湖北石首市天鹅洲国家级保护区、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长江新螺段白鳍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小南海水电站坝址所在地，了解保护区管理现状、面临的困难和问题。

　　

　长江流域的4个国家级水生生物自然保护区示意图 刘建平 制图

　　长江鱼类资源枯竭的速度超出所有人的想象，迫使政府、专家以及环保人士加快了保护的步伐。到目前为止，农业部已在长江流域建立了国家级水生生物自然保护区4个，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近百个，但业界认为效果不容乐观。

　　根据国家《自然保护区条例》规定，在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和缓冲区内，不得建设任何生产设施，同时对保护区内通航、排水甚至人员进入等人为活动都有严格限制。

　　长江流域综合经济实力巨大，战略地位举足轻重，被誉为“中国经济脊梁”。保护区被认为是长江水生生物的最后庇护所的同时，也被地方政府视为经济发展的“紧箍咒”。

　　重庆建小南海水电站

　　收缩保护区下游终点

　　官方资料显示，沿长江干流7省2市占全国18.8%国土面积，生产了全国33.6%的粮食，养育了全国33.6%的人口，创造了全国37.8%的GDP，蕴藏了全国36.5%的水资源和40.0%的水能资源，集中了全国50%的石化产业和近50%汽车工业，战略地位十分突出。

　　在GDP的巨轮下，一些鱼类保护区被撵得支离破碎。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命运就是一个缩影。为了减轻因三峡工程建设给该江段栖息鱼类带来的负面影响，2000年4月经国务院批准，将长江上游合江-雷波段珍稀鱼类自然保护区升格，成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但五年之后，为了给金沙江流域水电开发让路,国务院正式批准了四川省提交的《关于长江合江-雷波段珍稀鱼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范围功能区调整及更改名称的请示》，这一保护区被从上源掐断90多公里，调整为“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此举被称为“掐掉了保护区的头”。

　　更糟糕的情况是，重庆市为了小南海水电站的上马，提出了“调整”保护区的方案。尽管遭遇众多环保组织长时间的强烈反对，但2011年底，国务院发函正式批准该项调整，保护区下游终点必须往上收缩22.5公里，保护区再遭“去尾”。一些鱼类专家和环保组织担心，电站建成将使得该段保护区的保护功能名存实亡。

　　2012年3月29日，重庆小南海水电站奠基暨“三通一平”工程开工仪式在一片反对声中举行。在官方对“三通一平”开工仪式的报道中，小南海水电站装机规模和年发电量远远超过规划。这意味着，小南海的主坝高度、蓄水位、库容等关键性指标也可能随之变化，电站对长江珍稀鱼类资源特别是部分产漂流性卵的鱼类的负面影响或将超出预期。

　　2012年5月，原长江水利委员会水资源保护局局长、教授级高级工程师翁立达接受早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小南海水电站是作为重庆政府的一项功绩推动的，“重庆直辖以来，从来没有一项300多亿元投资的工程，这都是GDP主导的”。同年6月5日，环保部副部长吴晓青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透露，环保部尚未收到小南海水电站环评的相关材料，已要求地方环保部门对小南海水电站问题深入论证，慎重决策。

　　早报记者不久前再次登上位于重庆市巴南区鱼洞镇的长江干流第三大岛中坝岛，这里是小南海水电站坝址所在地。中坝岛孤悬江中，岛形细长，宛若一条逆流而上的洄游大鱼，水电站将建在鱼头部分。岛上还没有大兴土木，几名工人正在一个直径约2米、深75米的大洞上搭建测量平台，他们称平台将用于研究岩石土层结构，工程已经开工数月，但相关研究已有10余年，很多钻井小洞遍布田野。

　　搬迁的消息盛传已久，三峡集团公司的标志牌已经出现在村里的一处空地，大多数村民的房子外墙都涂上了几个字母或“√”的符号，建设征地坝区的人口、房屋、附属设施、坟墓及果木等实物指标的调查结果已公示在村口的醒目位置。村民告诉记者，他们将不得不搬迁到一江之隔的木洞镇去，但时间仍是未知数。根据重庆市巴南区政府网站公布的政府公文显示，重庆长江小南海水电站移民安置房工程建设将于2013年9月底竣工交钥匙，2013年10月底前完成房屋分配。

　　四川泸州3项违规工程

　　侵占保护区岸滩70公顷

　　鱼类保护区轮番调整的负面示范效应日益显现，重庆上游的酒城泸州也为此一再努力，希望解开这顶“紧箍咒”。

　　2011年4月13日，农业部、环境保护部通报了泸州市3项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违规工程。3项工程均位于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泸州段,共占保护区岸滩近70公顷。通报称,工程使保护区自然性下降,面积减少，并直接导致区域内鱼类的天然产卵场及幼鱼的索饵场永久消失。耐人寻味的是，这3项工程的业主均为政府。

　　时隔一年多后，早报记者实地探访被通报的3处工程，其中两处涉江工程已完工，另一工程处于停工状态。在泸州市纳溪区停工的麻柳沱防洪护岸工程现场，记者看到一条又宽又长的大堤横在江中，将江湾截弯取直，工地上没有机械工人，大堤上杂草丛生。

　　记者发现江边几处山坡已被夷为平地，土石被送往江中，不远处几处房产项目正在建设。根据农业部、环境保护部的通报，麻柳沱防洪护岸工程属保护区实验区。工程全长1349.54米，占用保护区面积6.4公顷，规划总投资4496万元，业主为纳溪区政府。

　　时至今日，泸州当地官员并不愿提及这段往事，他们称不愉快的一页已经翻过去了。当地渔政部门负责人告诉早报记者，目前当地政府“十分支持”鱼类保护并积极寻求经济与环境双赢，不仅提出长江两岸退后100米搞建设的思路，还出台专门文件加强河道管理，对于当地渔政部门而言，这无疑是一把“尚方宝剑”，让鱼类保护工作从部门管理上升至政府层面。

　　“渔政作为当地政府下属的一个部门，不可能给地方建设找麻烦，而长江航道局等单位又不买地方的账，监管就显得苍白无力。”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地方渔政工作人员表示。这名工作人员也坦言，保护区管理法规亟待完善，“对于水生保护区来说，目前的要求几乎不能实现，长江边的城市都是经济重镇，经济发展依赖长江，市民几千年依江而居，生产生活离不开长江。”

　　根据国家《自然保护区条例》，在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和缓冲区内，不得建设任何生产设施，同时对保护区内通航、排水甚至人员进入等人为活动都有严格限制。这给地方政府带来不小的“麻烦”，以泸州为例，作为四川省经济发展的重镇，长江黄金水道无疑是经济发展的助推器，沿江两岸也是城市的重点开发区域，因此，经济发展和保护区建设的矛盾不可避免。

　　保护区泸州管理处一名工作人员表示，对涉自然保护区工程需要实施专题影响评价，制定生态补偿方案，落实生态补偿措施，涉及环评的项目多，审批门槛高、程序繁琐，环评工作压力大，进度较慢，同时必须多出资金用于补偿，对政府和企业都有压力。

　　“涉水工程不仅需要另加环境补偿资金，还需要自请研究机构做鱼类环境评价，而某些机构趁机捞钱，一些报告大同小异，只是改头换面，有时连地点都没有换，但报告费多达百万元，这让地方政府和企业很反感。”上述工作人员透露，环评费用一般和项目投资规模挂钩，“前不久有机构对4座跨江大桥的报告费用要价200万元，这还只是开始，后续还要补偿费用，因为是城区桥梁建设，属公益设施，需要政府买单，压力太大，只能另找单位。”

　　湖北石首水位下降

　　村民江豚“争水喝”

　　水生生物保护区除了面临被随意裁剪、肆意破坏的困境，还常遭遇与人争水的难题。

　　2011年5月，长江下游持续干旱，灌溉水、饮用水出现紧张，湖北石首市天鹅洲国家级保护区内，长江故道的水位已经下降至平均2米，水体面积骤减，这是江豚生存的底线，如无水补给，故道内30余只江豚将有可能面临生存困境。另一方面，监利县辖区的一些村民抽水灌溉农田，插秧，这也是当地唯一的取水口。

　　保护区周边生活有数十万村民，与江豚共饮一江水，然而面对干旱，保护区与监利方面多次协调未果后导致矛盾爆发。2011年5月25日，监利辖区数百村民因抽水设备被人为破坏，聚集到保护区大院内，砸毁办公设备，并打伤7名保护区工作人员。

　　“村民质问，江豚比人重要吗？”保护区一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当时他就在冲突现场，“我们也没有办法，抗旱压倒一切，跟老百姓争肯定没道理，但江豚没水肯定活不了，两个都是现实问题。”据这名工作人员介绍，矛盾引起了农业部的关注，“如果不是下了一场及时雨，矛盾很难缓和。”

　　中科院水生所副研究员王克雄对此非常无奈，“为水而争，为水而斗。一方为了土地上的禾苗，一方为了水面下的江豚。”

　　事实上，用水矛盾并非天鹅洲的唯一困境。天鹅洲保护区管理处负责人胡良慧介绍，尽管当地渔民大部分都转产上岸，周围滩涂上种植的农作物依然在使用农药。一旦经过暴雨冲刷，流入故道中，对江豚将构成极大威胁，这种人为干扰因素亟待消除。

　　据介绍，因为转产安置资金不足，保护区不得不妥协，允许部分渔民有序、限时捕捞，“地方政府也有困难，拿出这么大一片水域，还要出钱安置附近曾靠水生活的村民，压力也很大，但对于我们保护区来说，没有地方的支持，就很难协调解决问题，矛盾也就积压在保护区。”上述保护区工作人员表示。

　　据了解，全国受保护区保护的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物种比例已达85%，而受保护区保护的水生野生动物物种仅占40%，这与水生物种的重要地位和其目前的濒危程度极不相称。

　　2012年1月，农业部渔政指挥中心在《中国渔业报》发表调研报告称，西部欠发达地区大力发展地方经济的任务很重，心情迫切，使得保护与发展的矛盾日益突出，一些工程未经过环评批准就擅自动工，一些地方政府从发展经济的角度考虑，限制自然保护区的建立，甚至对已建保护区还要求撤销。另外，保护区管理机构、人员、装备和工作经费都跟不上，保护区数量偏少和管理水平亟待提高也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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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鱼的子子孙孙都搞掉了” 长江滥捕管理陷两难

　　■ 执法难敌非法捕捞“游击战”甚至遭暴力抗法 副业渔民违法 成本低管控难

　　■ “末代渔民”陷入“越少越捕、越捕越小”恶性循环，生计艰难

　　滥捕

　　>>> 非法捕捞收益

　　“电打鱼是暗地里搞，迷魂阵大搞特搞。用电捕鱼，好的时候一天可以打2000斤。”

　　——湖北省石首市民

　　“此前使用迷魂阵捕捞，生产好的时候，（一年）大5万（5万-10万元）可以搞得到。”

　　——洞庭湖渔民吴庭才

　　“上游放鱼苗，下面迷魂阵就给起了（捕捞走）。”

　　——安徽省铜陵市

　　水产经营者姚四九

　　“早在二十年前，他经营的鱼里，养殖的鱼和长江鱼是五五开，十年前变为七三开，到现在绝大部分都是养殖鱼，占到了90%以上。（捕鱼网）网目太小，把鱼苗都打了，电捕则打得鱼不产卵了。”

　　——湖北省石首市笔架山

　　农贸市场水产经营者

　　“春禁三个月正好是‘鱼打子’的时候，但（鱼卵）三个月后长成小鱼花了，迷魂阵正好又把它带走了。鱼种都搞光了，谁来繁殖呢。”

　——铜陵淡水豚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工程师黄立新

　　“渔民们都说电打鱼很多，但执法人员亲眼看到的很少。因为偷鱼者远远看到渔政白色大型执法船，就迅速逃窜，他们的望远镜比我们的倍数高多了。”

　　——铜陵渔政执法人员

　　“渔政执法船过来了，人（电捕鱼者）已经跑了。水上不像陆上几分钟就到了，你要船开过去，起码一个小时两个小时。”

　——铜陵淡水豚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工程师黄立新

　　

2012年8月15日，安徽大通镇，一位渔民正在整理插在江水里的“迷魂阵”。迷魂阵系被禁的非法捕鱼工具，往往将鱼苗 “一网打尽”。

　　再过几天，长江就要开始禁渔了，而早在3月10日洞庭湖就已开始禁渔。

　　今年3月24日，洞庭湖渔民吴庭才在电话中告诉早报记者，他正在购买地笼，准备去湖北的洪湖捕虾。

　　吴庭才对湖南岳阳县在东洞庭湖取缔“迷魂阵”一事仍在抱怨，称政府无条件取缔，却没有给予他们适当的补偿，失去了谋生之计的他“差点卖船”。

　　迷魂阵是一种省事有效的捕鱼工具，在长江上大范围存在，大量渔民以此工具捕鱼为生。但依照规定，迷魂阵和电捕鱼等一样属于被禁止的非法捕鱼工具，因为这些工具 “连鱼的子子孙孙全都搞掉了”。

　　而除了非法捕捞，长江上的渔民还存在过度捕捞的问题。渔民以捕鱼为生，为生计和利益，不自觉陷入了“越少越捕、越捕越小”的恶性循环。

　　对于非法捕捞，有执法人员的严厉打击；对过度捕捞，有管理部门的政策管控。但这些政策和措施，在实际操作中均陷入困境：

　　在广阔的江面上，有限的执法力量面对非法捕捞的游击战，经常只能徒唤奈何；而限制捕捞的政策管控，能够管得住持证的专业渔民，但却难以束缚住数量庞大的副业渔民。

　　长江渔业资源的总量和种类继续下降，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鱼类生物学家曹文宣呼吁全面禁渔十年以便恢复。对于此建议的一个利好消息是，长江上的渔民多为“末代渔民”，其后代少有子承父业、继续打鱼者。但即使如此，如处理不好现有渔民的转产安置和其涉渔财产的补偿问题，全面禁渔就不可能顺利推进。

　　非法捕捞之狠：

　　“越搞不到，越要电打”

　　“为什么没鱼了，得找到根源，（捕鱼网）网目太小，把鱼苗都打了，电捕则打得鱼不产卵了。”石首市笔架山农贸市场一位水产经营者对于渔政在打击偷鱼滥捕中的措施有些不满，“罚款不行，就要他坐牢。罚款，他会想捕更多的东西回来。”

　　铜陵淡水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工程师黄立新坚持把非法捕捞和过度捕捞，排在长江渔业资源减少诸多原因的第一位。

　　他承认，判断基于经验而非数据，“从我工作经验来看，我最直观的是，捕捞应该放在第一位。因为好像长江整个系统和江叉都有非法捕鱼，尤其是迷魂阵。”

　　而对于渔民来说，他们从自己的所见所感出发，一说起渔业资源的减少，就必然指控非法捕捞，尤其是电捕鱼和迷魂阵两种。

　　对于这两种非法捕捞方式的危害，安庆市渔业局副局长蒋泽球和黄立新的描述非常形象： “把老子儿子孙子一起捕了”、“连鱼的子子孙孙全都搞掉了”。

　　一位不愿具名的大伯说，他在石首市长江边生活了50多年。他认为，比起早十年，长江里的鱼少了50%。对于减少的原因，他坚持认为，是捕捞能力太强，这一点对于鱼类减少“占到90%的作用” 。

　　在他看来，捕捞能力强的工具中，以电捕鱼和迷魂阵为最，“电打鱼是暗地里搞，迷魂阵大搞特搞。”对于电捕鱼的威力，他描述称，好的时候一天可以打2000斤。

　　末了，他又叫住记者反映了一个问题。石首市每年都会增殖放流，因为放流的亲鱼（即种鱼，已至性成熟阶段可繁殖的鱼）都在清水中养大，放流到长江里，因不适应浊水环境，一开始都聚集在江边。大伯说，很多非法捕鱼者，就采用电捕方法捕捞亲鱼，“一打就几十条亲鱼。”

　　铜陵市水产经营者姚四九也提到同样的问题，“上游放鱼苗，下面迷魂阵就给起了（捕捞走）”。

　　石首市笔架山农贸市场一位水产经营者说，早在二十年前，他经营的鱼里，养殖的鱼和长江鱼是五五开，十年前变为七三开，到现在绝大部分都是养殖鱼，占到了90%以上。 “为什么没鱼了，得找到根源，（捕鱼网）网目太小，把鱼苗都打了，电捕则打得鱼不产卵了。”他对于渔政在打击偷鱼滥捕中的措施有些不满，“罚款不行，就要他坐牢。罚款，他会想捕更多的东西回来。”

　　铜陵渔民熊根荣说，渔业资源越来越少，反而刺激了非法捕捞的存在，“越搞不到，越要电打”，因为“平常网具搞不到，电打鱼搞到了”。

　　而东洞庭湖因水域面积广大，专、副业渔民近万人，因此也成为非法捕捞较为集中的地方。

　　东洞庭湖水面均由岳阳县管理，该县县政府一份汇报文件显示，东洞庭湖的害业捕捞达到了90%，其中迷魂阵、电力捕鱼、矮围网围、螺蛳捕捞更被称为是“四大害业”。

　　且非法捕捞还呈上升趋势，如电力捕鱼由电拖网发展到电围网，发动机功率由3KW上升到12K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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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面执法之困：

　　有非捕“游击队”暴力抗法

　　电打鱼作业时间一般很短，经常一个小时就结束，而执法船启动、赶到都需要相当的时间。很多时候执法船还没到，电捕船就已经收工回去。

　　有多少人在长江里进行非法捕捞？没法统计，也很难估计。黄立新觉得数量不会少，因为 “渔政每年三三两两执法，还能逮到几条船”。

　　铜陵一位渔政执法人员表示，渔民们都说电打鱼很多，但执法人员亲眼看到的很少。因为偷鱼者远远看到渔政白色大型执法船，就迅速逃窜，“他们的望远镜比我们的倍数高多了”。

　　要想缉拿非法电捕鱼者也并不容易，电捕鱼的船只相对执法船小很多，它能够抵达的浅、窄水域，执法船经常无法进入。

　　此外，因为电打鱼作业时间一般很短，经常一个小时就结束，而执法船启动、赶到都需要相当的时间。很多时候执法船还没到，电捕船就已经收工回去。

　　黄立新称，有时碰到电捕鱼，立即打电话通知渔政，“渔政执法船过来了，人（电捕鱼者）已经跑了。水上不像陆上几分钟就到了，你要船开过去，起码一个小时两个小时。”

　　安庆市渔业局副局长蒋泽球则说到了渔政执法面临的安全问题，“我们得到举报，很快出去，但安全第一，非法捕鱼者掉水里怎么办。”且非法电捕鱼者经常凌晨两三点出去，三四点返回，深夜执法对于安全问题的考验尤大。

　　此外，因为渔政执法人员的执法手段有限，加之水上环境特殊，执法还面临着频繁的暴力抗法情形。

　　铜陵渔政站此前就碰到一起暴力抗法事件，在追击一位非法捕鱼者的船只时，非法捕鱼者就用发动机的手摇柄砸伤了一位渔政工作人员的头部，所幸伤情并不严重。

　　一位在长江边生活了数十年的老者说，电捕鱼的人碰到执法人员会很蛮横，“‘要扣我船’，他袖子一捋，‘老子今天不要命了，长江里和你同归于尽’。”

　　因此，渔政部门经常联合公安、海事等部门开展联合执法，这样对非法电捕者能形成更大的威慑。

　　比起暴力抗法，非法捕鱼者有时还采用更聪明的方式进行周旋。

　　蒋泽球说，现在通讯工具发达，一些非法捕鱼者就布“眼线”专门监视渔政执法船，一看到渔政执法船出动，就电话通知非法捕鱼者收工规避。

　　为了对付这种伎俩，安庆渔政局经常变换执法船停靠位置，同时渔政部门之间实行异地执法。

　　对于渔政部的“内鬼”可能通风报信的问题， 石首市渔政部门执法时亦花心思对付。石首市渔政监督管理局局长赵宏说，执法前会将手机全部收走。有时，执法船会佯装往某地开船，中途又折头向非法捕鱼地开去。

　　电捕鱼一直是渔政部门严打的非法捕捞，如果查到都会进行严厉处罚，没收渔获物、网具等，如果非法捕捞达到一定数量就移交公安部门立案。如岳阳县从前年到去年8月就立案处理电力捕鱼等违法捕捞28起，没收电捕工具38（台）套，移送司法机关处理18人。

　　但没有人能保证禁绝掉非法捕鱼，安庆市渔业局副局长蒋泽球说，渔政一直在管，但“好像警察抓小偷一样，禁绝不了” 。

　　实际上，面对阔大的水面，渔政人员的执法力量始终显得薄弱。

　　安庆段长江长达243公里，江面面积达到450万亩，另外还有295万亩的湖泊等水面，而安庆渔政拥有执法权的人员只有191个，执法船只有40艘。平均每个执法人员负责的水面达到3.9万亩，每艘船负责水面达到18.6万亩。渔政部门只能择重点监管， “哪里反映多，就集中力量去哪里执法。”蒋泽球说。

　　而岳阳县渔政局副局长姚剑龙则希望能给每艘渔船装上GPS定位装置，这样能够掌握每艘船什么时间出现在什么位置，方便监控管理。

　　限制捕捞之漏：

　　如何管控“副业渔民”？

　　专业渔民一旦被查获非法捕捞，其各种证件、各种补贴可能被取消，代价比较大，而“副业渔民”则没有这些后顾之忧。

　　和渔民聊天，说到捕捞，他们更习惯的称法是“搞生产”。对于“生产者”来说，自然希望“生产”得越多越好，这就带来了过度捕捞的问题，即捕捞量超过了鱼类的繁殖恢复能力。

　　黄立新的说法一针见血。他说，渔民不会想到与渔业资源长远依存的问题，“他要搞现，鱼打上来，不管大小都是钱，他只顾及眼前利益。”

　　与非法捕捞不同，过度捕捞处在合法但不合理的位置，而过度捕捞的典型对象就是刀鱼。

　　刀鱼是一种江海洄游性鱼类，每年2-5月会从大海里洄游到长江里来产卵。而刀鱼洄游的季节，也是渔民开捕的旺季。

　　对于刀鱼从长江口溯源而上的路程，熊根荣描述为， “一千多里路，一层一层过筛子”。蒋泽球也形容说“刀鱼到安庆，要经过层层天罗地网”。据渔民们介绍，从前刀鱼最远洄游到鄱阳湖、洞庭湖，如今却只能洄游到安庆了。

　　对于长江内的过度捕捞问题，目前一般通过限制捕捞渔船数量和捕捞时间，来降低捕捞强度和密度。

　　最明显的措施就是禁渔。2003年起，长江正式开始全面实施禁渔期制度，葛洲坝以上水域禁渔时间为每年2月1日到4月30日，葛洲坝以下至长江河口水域为每年4月1日到6月30日。

　　对于刀鱼、江蟹等特殊品类，还实行限制性捕捞。以铜陵为例，刀鱼特许捕捞时间为一个月，特许捕捞证为38张；而江蟹的特许捕捞时间也为一个月，特许捕捞证10张。

　　且特许捕捞证还在不断减少，如2002年开始实行刀鱼特许捕捞制度时，铜陵的数字是76张，后逐年减少到现在的数字。

　　此外，国家还对渔船实行船只数量和功率的“双控”措施。如铜陵，从2009年就将渔船数量一直限制在269条，尽管很多已转产的渔民想要恢复渔民身份，但不被允许。而引导渔民转产上岸，也在一定程度上通过削减捕捞人数，控制了捕捞强度。

　　这些管理措施，也许能够有效管控专业渔民。但一个现实问题是，长江上仍有相当多的无证捕捞。如东洞庭湖，无证捕捞占到捕捞对象的26%。

　　一些被称为“副业渔民”、“兼职渔民”的人，平素在岸上谋生，一到捕鱼季节，也下海捕鱼“赚个外快”。按照渔政管理部门和很多渔民的说法，非法捕捞、过度捕捞也多集中在这些“副业渔民”、“兼职渔民”中。

　　因为专业渔民一旦被查获非法捕捞，其各种证件、各种补贴可能被取消，代价比较大，而“副业渔民”则没有这些后顾之忧。

　　如何管控这些“副业渔民”、“兼职渔民”，考验着管理部门的智慧。

夜雨

　　全面禁渔之便：

　　“最后一代渔民”

　　安庆市渔业局副局长蒋泽球认为，如果全面禁渔，只要禁三年，就能有一个大的转变；禁六年，长江渔业资源就能恢复个差不多。

　　即使有前述种种限制捕捞的举措，长江沿岸各个城市还在经常增殖放流，但石首、铜陵、安庆的多位渔政管理人士还是向早报记者表示，长江的渔业资源总量还是在下降。

　　因此，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鱼类生物学家曹文宣建议在长江禁渔十年，以便恢复长江的渔业资源。

　　黄立新是曹文宣的支持者。他说，春禁三个月正好是“鱼打子”的时候，但 “（鱼卵）三个月后长成小鱼花了，迷魂阵正好又把它带走了，还是没用” 。

　　他认为，再这样继续下去，以后长江渔业资源想自然恢复都很危险，“鱼种都搞光了，谁来繁殖呢？”而全面禁渔最起码能给鱼一个休养生息的时间。

　　蒋泽球也认为，如果全面禁渔，只要禁三年，就能有一个大的转变；禁六年，长江渔业资源就能恢复个差不多。他说，一些鱼类，例如刀鱼，如果没有捕捞的话，会恢复得很快，因为它的一个繁殖周期也就三四年。

　　黄立新建议，国家出钱将渔民全部转产转业，“长江渔民就那么一些，对国家财政来说不算什么。”

　　而对于全面禁渔，一个重大利好是，如今大多数渔民的后代，没有选择“子承父业”，而是上岸工作。因此，很多仍在长江上打鱼的渔民称自己为“末代渔民”。

　　早报记者沿长江采访数十位渔民，发现长江干流上的渔民很少有后代还在从事打鱼。湖北宜昌渔民杨江龙称已将后代送到岸上，“这一江水已经养育不了我们的下一代，我们是最后一代渔民”。

　　铜陵渔民熊根荣有一个女儿一个儿子，如今都在岸上工作，“以后肯定不打鱼，打鱼收入低，也不会搞，接手不起来；另外，江里风险大，也辛苦。”

　　石首渔民廖大伯也告诉早报记者，“年轻人现在没人打鱼，我们这代人完了就没了，主要是没鱼，搞不到生活。”

　　只有洞庭湖上的渔民，还有“子承父业”的现象，因洞庭湖水域面积广大，渔业资源相对丰富。如吴庭才的侄子吴恒满，此前曾到上海来打工，因觉不赚钱，去年又回到洞庭湖上，跟着叔叔一起打鱼。

　　全面禁渔之难：

　　渔民转业与涉渔财产处理

　　无论是渔政部门，还是渔民本人，对于上岸转产转业都有一定的疑虑。大多数渔民都没有读过书，他们常年在水上谋生，缺乏岸上生活技能。

　　全面禁渔是为了保护长江的渔业资源，但对于渔民来说，却是断了他们的生计。

　　观察去年湖南岳阳县取缔东洞庭湖的迷魂阵一事，可以想见在长江流域实行全面禁渔之难。

　　去年上半年，东洞庭湖发生了江豚密集死亡事件，处于压力下的岳阳县政府决定取缔迷魂阵。

　　虽然《渔业法》等早就明确迷魂阵是禁用捕捞工具，但长江上的很多渔民却长期在使用，如东洞庭湖上八成渔民靠迷魂阵捕鱼。早报记者在铜陵市大通镇青通河与长江交叉口一段，就看到密密麻麻的迷魂阵，每隔数十米便有一个。

　　作为定置网的迷魂阵是极省时省力的工具，且能够保证捕获量。洞庭湖渔民吴庭才告诉早报记者， 此前使用迷魂阵捕捞，“生产好的时候，（一年）大5万可以搞得到”。大5万也就是5万-10万元。

　　虽然政府号召改用丝网等工具，但吴庭才认为“基本捕不到鱼”。且换工具在他看来像换行一样困难，“你原来是设计房屋的，突然国家给你个政策，要你去设计衣服，你行不行？隔行如隔山。”

　　被禁用迷魂阵后，吴庭才一直抱怨没有生活来源，虽然他家每年可以领到5000多元的柴油补贴，以及每人每年800元的禁渔期生活补助，但他说这些连“两个月的生活费都还不够”。

　　因此，岳阳县政府的取缔行动引发了渔民们的强烈反弹，尤其是最早使用迷魂阵的原江苏籍渔民。去年8月，数百名渔民就聚集到岳阳县政府门前抗议，要求政府给出妥善的处理和补偿。之前，他们还曾到岳阳市的各个部门递送了上访信。

　　在上访信中，他们提出了另一层请求：希望政府考虑渔民的生存问题，对渔民毁弃迷魂阵的举动给予资金补偿，同时在改制合法渔具或者转产转业方面给予扶持。

　　确实，渔民的捕鱼工具也是一笔价值不菲的 “固定资产”。以吴庭才为例，光船就有5艘，1条作为房屋使用的大铁船，2条中号铁船，还有2个木筏子，总价20万元左右。另外他的10个迷魂阵及数百根长竹篙，也价值10多万元。

　　因此，岳阳县取缔迷魂阵的行动一直不顺利，渔政部门与渔民之间不停在“拉锯”。吴庭才去年曾改用地笼捕捞，但最后的结果是亏损。他捕捞所获不过1万多元，却被偷走了价值近2万元的地笼。因此，最后“顶风”使用了半个月迷魂阵，因去年鱼多，他捕捞到了五六万元的收入。

　　今年3月24日，吴庭才告诉早报记者，如今年仍不能得到妥善安置和补偿，那么将不得不继续使用迷魂阵，否则“全家都要上街讨米”。

　　仅仅是取缔迷魂阵这一捕鱼工具就遭遇了这样大的阻力，可以想见，实行全面禁渔，如处理不好渔民的转产安置、涉渔财产的补偿问题，推进起来一样阻力重重。

　　对于全面禁渔，渔民们和其他人一样颇具大局意识， “国家怎么定我们就怎么走”。但他们提出的前提条件就是：国家首先要把我们安置好。如石首渔民廖大伯说， “国家不要打鱼，那就不打了，总得安排（我们），一天不死就得吃饭。”

　　但渔民的安置问题并不容易解决。无论是渔政部门，还是渔民本人，对于上岸转产转业都有一定的疑虑。大多数渔民都没有读过书，他们常年在水上谋生，缺乏岸上生活技能。

　　岳阳县官方一位人士说，引导渔民上岸工作，他们对于企业往往有这样的心理：“你给我一两千元，我觉得低；给我五六千元吧，你又不给。”

　　因认为现在推行全面禁渔颇为困难，有官员就把期望寄托在了渔民的下一代身上。上述官方人士就表示，要想渔民全部上岸，得等到下一代，因为这代渔民多系“末代渔民”。

夜雨

　　院士疾呼长江禁渔十年： 渔业资源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 农业部承认长江水生生态系统面临崩溃危险 正制订渔民退  出天然捕捞补偿机制

　　■ 院士称受三峡大坝影响的特有鱼类就有60多种

　　禁渔

　　4月1日，长江宜昌段葛洲坝以下水域将开始为期3个月的春季禁渔，涉及水域的渔船将全面停止捕捞作业。这几天，宜昌渔民杨江龙并没有禁渔前的加班加点，他提前了近两周时间收网回家、修补渔具。杨江龙说，10月份以后去打鱼，打上的鱼连成本都不够。

　　今年是长江流域实施禁渔期制度10周年。2003年，该制度经国务院批准正式实施，禁渔范围涉及沿江云南、贵州、四川、重庆、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上海等10个省(市)。相关数据表明，受多重因素影响，长江水生生态资源衰退趋势仍未得到遏制。

　　中国科学院院士、我国最负盛名的鱼类学家之一的曹文宣接受早报记者专访时表示，“长江渔业资源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位著名鱼类生物学家再次呼吁长江全面禁渔10年，“一年365天天天禁渔，而不是一年三个月禁渔。”曹文宣指出，长江中下游渔业资源已受到严重损害，酷渔滥捕是损害资源的最直接、最重要因素……

　　2012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中科院院士、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所长赵进东也提交提案，建议长江流域10年禁渔，给鱼类繁衍以充足时间。赵进东认为，长江捕捞渔业产量不足中国淡水渔业产量的1%，捕捞渔业退出长江及大型湖泊，不会影响我国渔业的发展，却能让长江渔业资源得以恢复。

　　农业部在给赵进东的答复中承认，“长江的水生生态系统面临崩溃的危险。”正在制订长江渔民退出补偿机制，引导渔民逐步退出天然捕捞。

　　　2007年6月17日，一条受伤的中华鲟获得治疗后长江口成功放流。对于中华鲟等以鱼为食的大型动物来说，禁渔10年是它们长久生存的希望。

　　每年禁渔三个月，对长江水生生态资源衰退趋势并无多大的改观。

　　2011年，农业部副部长牛盾在武汉举行的禁渔总结会上表示，2003年开始试行的禁渔有效减缓了长江水生生态资源衰退的趋势，也推动了我国内陆渔业管理工作。然而，该次总结会上提供的数字显示：当年长江“四大家鱼”产量仅为历史峰值的三百分之一，水生生态资源衰退趋势仍难遏制。

　　除了每年禁渔三个月外，为缓解长江鱼类资源衰退，各地纷纷开始增殖放流，将人工繁殖的鱼苗放流到长江。然而，该措施同样收效甚微，甚至存在隐患。

　　“放流的鱼苗根本不及减少的量。”常州渔政站站长吴建敏表示，不比陆路动物容易监测，鱼在江中游走，有些鱼种还会往返大海和长江，难以监测，只能凭多年经验感知，放流的鱼苗数量根本不及减少的量。常州2003年开始放流，逐年增加，今年计划向长江放流2000多万尾。

　　还有些专家担心，增殖放流会破坏长江的基因库。长江中，鱼在产卵、受精等繁殖过程中会进行广泛交流，参与的个体很多，遗传多样性较高，由此产生的物种进化能力较强，物种存活和延续能力较强，但增殖放流的鱼苗源于人工繁殖，容易影响遗传多样性，犹如近亲繁殖。

　　禁渔10年恢复生态环境

　　“仅仅依靠三个月的禁渔期和人工放流部分幼鱼，是难以让资源恢复的。”在院士曹文宣看来，禁渔10年是实现长江渔业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手段。曹文宣早在2006年即提出“全江禁渔10年”。

　　曹文宣认为，长江主要的经济鱼种四大家鱼通常4龄成熟繁殖，连续10年禁渔，有两个多世代的繁衍，鱼类资源量将比现在倍增，而且个体增大。届时渔业效益会比现在显著增加，适当捕捞也就不会造成资源衰竭。

　　对于国家重点保护的珍稀动物江豚、白鳍豚、白鲟等以鱼为食的大型动物来说，长江禁渔10年也是它们长久生存下来的唯一希望。曹文宣表示，除了电捕和轮船螺旋桨对它们造成伤害外，导致这几种动物消失或数量锐减的重要原因是食物鱼的减少，如果经过10年的休养生息，经济鱼类丰富起来，这些珍稀的水生野生动物将有充足的食物，长江生态环境就会逐渐恢复。

　　2007年9月16日，由农业部主办的首届长江生物资源养护论坛在上海举行，14名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联名发出《保护长江生物，关注流域生态》倡议书，称长江水生生物的多样性已丧失严重，而这种趋势还在继续。这些院士呼吁强化长江禁渔期制度，引导渔民转产、转业，实施长期全年禁止商业捕捞，恢复鱼类资源。“地球造就一个物种至少要200万年，而人类破坏一个物种也许只要几十年甚至几年。”倡议书说。

　　5年后的2012年，赵进东接过曹文宣的“接力棒”，在全国“两会”上为长江鱼鼓与呼。赵进东提交提案，建议长江流域10年禁渔，给鱼类繁衍以充足时间。赵进东认为，每年的4-6月禁渔期虽然一定程度上保护亲鱼的繁殖，但7月解禁后的大量捕捞，仍使幼鱼面临着危险，对渔业资源造成了很大的损害。渔业部门每年4月都要在沿江一些地方放流四大家鱼和其他一些人工繁殖的经济鱼类，但数量可能连迷魂阵一天捕获到的数量都不到……“我们认为禁渔期应该在10年左右，给鱼类繁衍以充足时间。”

　　长江养不起14万渔民

　　赵进东提出“10年禁渔”的提案后，农业部曾派人专门到中科院水生生物所进行了调研，但并未采取具体措施。

　　长江渔业资源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下称“长渔办”）向早报记者证实曾收到并答复了赵进东的提案，在答复中，农业部认为，三个月的禁渔期，虽然未能从根本上遏制长江水生生物资源衰退的趋势，但监测数据表明禁渔期制度对于延缓资源衰退，保护鱼类自然繁殖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长渔办主任赵依民接受早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长江渔业资源及生态环境承载不起现有的渔业捕捞力量,供养不起如此众多的捕捞渔民，迫切需要让部分渔民转产转业上岸。因此，努力开展长江捕捞渔民转产转业工程是长久之计。

　　在给赵进东的答复中，农业部表达同样的观点，“禁渔期制度涉及沿江11个省市，禁渔渔船37914艘（拥有捕捞许可证），专业捕捞渔民145339人。据统计，2011年，长江三峡库区、坝下、洞庭湖、鄱阳湖和河口区的天然捕捞量不足5万吨，长江的资源量已不足以支撑这14万多渔民的基本生活，长江的水生生态系统面临崩溃的危险。因此从渔民生存出发，从保护长江流域生态安全出发，在长江流域开展‘退捕还鱼’的政策十分必要，也很紧迫。我部相关部门目前正在参考‘退耕还林’、‘退牧还草’的政策，制定长江渔民退出补偿机制，引导渔民逐步退出天然捕捞。”

　　症结在渔民的安置

　　目前，研究人员、管理部门和渔民都在期盼“退捕还鱼”，但症结就在渔民的安置上。

　　“由于涉及多部门合作，我部将会同有关部委作进一步的研究。”针对赵进东提出“设立长效机制的生态补偿基金，解决长江渔民的生计”的建议，农业部给出了这样的答复。

　　事实上，曹文宣也一直在思考10年禁渔后长江渔民的未来。“就是不禁渔，渔民们的生活也难以为继了。”根据曹文宣的调研，随着长江经济鱼类资源的下降，专业渔民生活状况每况愈下，入不敷出，另谋出路已经成为主要现象。

　　早报记者走访宜昌、万州等地时也发现，全职捕鱼的专业渔民已非常少见，他们大多在汛期时出江打鱼，其他时间都在岸上找零工，然而由于国家会适当给予生活补贴和渔船油价补贴，大部门渔民没有放弃捕捞许可证并长期在江上生活。

　　“在宜昌登记的2245条渔船中，常年作业的渔船不到30%，间断性作业的渔船约占50%，很多渔民整年都不捕捞了，因为捕鱼已经无法满足渔民的基本生活要求。”

　　在曹文宣看来，目前实施的禁渔补贴存在很多问题，“很多是冒领的，办一个捕捞证，就去领补贴。还有的去搞一条船，根本不捞鱼，就拿几十万补贴。”曹文宣算了一笔账，全江禁渔10年，不但鱼类物种资源保护下来，还可以大量减少涉渔开支，“每年休渔三个月渔民的生活补贴2000万元，人工放流资金仅2010年就约2.5亿元，渔船油费补贴1.45亿元，禁渔10年共计可节约41.5亿元。”

　　“‘南水北调’工程，丹江口水库的水位要从157米抬高到170米，抬高13米，就移民了18万人。现在，全江的渔民加起来还不到15万人，你为什么不能解决？”曹文宣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