窥见中国水产养殖业中抗生素“行规”的冰山一角

水调歌头

在海水养殖过程中添加抗生素，早已成为被默认的“行规”。从透露的信息中，可以窥见中国水产养殖业中抗生素“行规”的冰山一角。
虽有少数几部法规对养殖业中抗生素的使用作出了规定限制，但执行不力，几无效果。2006年曝光的“多宝鱼事件”中，上海的食品药品监督部门就在产自山东的多宝鱼(学名大菱鲆)中检出多种禁用抗生素超标。
而更深层次的原因则在于：过高密度的养殖方式、相关立法和监管的缺失、科学预防、诊断和治疗能力的匮乏等。
‘多宝鱼事件’是在这种养殖(方式)和管理体制下产生的，并不是特例，在水产品中，(此类问题)也是经常有的。

水产都含抗生素

我们现在吃的即食海参，不仅要添加抗生素，最后还要用福尔马林泡。而且只要是海水养殖的鱼类，都有大量抗生素投放，例如多宝鱼、大黄花鱼、黑鱼还有金雕，这些当地人根本不吃。我了解的还没有不加的，100%吧，不加不行啊，赔钱的事谁做，这个算是行规了。
海水养殖主要包括三个部分，育苗、养殖和加工。在育苗和养殖这两个步骤中，由于病害和养殖密度过大造成的水体问题，抗生素的添加是“必须”的。只要有部分鱼生病，就要加药，要不染病多，一死一大片，肯定血本无归。行业内的一般做法是将饵料和抗生素拌在一起加入水中，如果病害严重就改用直接投入抗生素的方式。养殖厂一般都和药厂有联系，“一个电话他们就来人了”。
所谓水体问题，主要是指海水污染。一方面，污水排放造成海域污染；另一方面，养殖密度过大、水域有限，“养殖的时候是圈一块水域来养，鱼啊、海参啊，吃喝拉撒都在里面，排泄物都沉到海底，没法清理，烂在里面，就会让水质恶化，容易得病，只有加入抗生素才能抑制病害。就是加了，也还是会有死亡的，有时候还赔钱呢。
根据中国国内抗生素的产量估计，中国每年生产约20万吨抗生素，大概“人一半，动物一半”。
在实际养殖过程中，大量的抗生素被加在饲料中，投放给养殖动物。在鱼类养殖中，“最常见的就是大蒜素(广谱抗生素，用于预防一些细菌性的疾病)。商业化的鱼饲料，通常将大蒜素作为常规添加的药物。商品化的鱼饲料都会有大蒜味，就是因为添加了大蒜素。”潘连德介绍说。他认为，从预防的角度，定期适量地使用抗生素也是可以的。事实上，农业部出台的养殖动物禁用药物中也的确没有大蒜素。
这种做法，有待改善。因为存在不该喂的时候也喂，该停药的时候没停等情况。也存在耐药性和药害(药源性疾病)，本来这鱼没病，因为吃药吃得太多，吃出了毛病。
水产养殖中的抗生素使用有多方面的负面效应：
一是形成耐药性，无法治愈病害成大量死亡和药物投入的双重损失；使用抗生素会在养殖环境中的菌群中形成耐药性，一旦致病力强的细菌对人畜共用的抗生素获得了耐药性，人类感染后，本来有效的抗生素疗效会减小甚至无效。抗生素扩散到环境中，也会在菌群中产生同样的耐药性。
二是兽药残留；那些只用于养殖动物的抗生素，对人体有害，也会通过食物链进入人体，对人类的健康造成伤害。同时，抗生素会破坏养殖环境中的微平衡，污染环境；还会抑制养殖动物的免疫机能。
按照相关规定，对用于人类的重要抗生素采取保护措施，在动物中不使用。但在实际中，投放的抗生素种类远远超出此范围。规定没什么作用.

高密度养殖的恶性循环

病害的发生和养殖的密度、规模直接相关，养殖的集约化程度越来越高，病害的发生就会越来越多。美国回鱼为例，品种是由美国引进的，在中国养殖，产品出口到美国。我们的美国同行研究的鱼病的种类少，危害也低。因为他们那里，养殖的规模小，密度低，单位产量也低。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水产养殖和水产品出口大国，海水和淡水养殖的产量在世界上都占有很大的比例。其生产方式以高密度、多品种、集约化为特征。这样的水产养殖方式直接导致了水产养殖病害暴发、并发、多发。
中国的水产养殖之所以要追求高密度，是为了提高产量，增加收入，对于大部分鱼苗厂来说，一方水养10条鱼合适，可是现在普遍的养殖密度都达到了100条以上。
养殖密度过高，卫生条件差，病害暴发、并发、多发，养殖户则大量投放抗生素。在海参养殖中，各个养殖户加入的抗生素大同小异。宫先生透露，行业中投放的主要是脱霉素、大蒜素以及避孕药，前两个是消毒用的，最后一个则是为了降低海参的活性，让它变“木”，只知道吃，长得快。而投放的频率最起码要一周1-2次，别说有病了，就是没病也得加，防着。
高密度的养殖产生的病害问题，使得大量投放多个种类的抗生素成为水产养殖的“常规”选择。长期以来，中国的水产病害控制都是主要依靠使用各种农药及抗生素等，而且盲目用药现象极为严重。
对水产养殖中病害的预防和如何科学地用药“并不清楚”，基层的技术能力欠缺，缺乏专业人员也是造成当前“盲目用药、误诊误治、药物残留”这种混乱结果的原因，养殖业者惧怕病害，就进一步陷入了盲目用药。没有正规的鱼医生，都是无证行医。我就是教授级的没有行医执照的鱼医生。养殖户自己就开药方，自己买药，什么人都可以卖药！
大剂量和多种类地使用抗生素，导致病菌的突变选择加快，正如宫先生所言：“现在耐药性越来越严重了。鱼经常得怪病，查都查不出来。你说你碰到这种情况怎么办，那就各种抗生素都往里面加吧，看管用不，不管用再加量。”如此，水产养殖的抗生素不当使用进入了恶性循环。

监管缺位

实际上，在农业部主导的养殖业抗生素使用监管中，既缺乏明确的相关立法，也没有权责划分明确的专业监管机构。
目前，对于养殖业中的不当使用抗生素，相关法规有2002年颁布的的农业部公告第193号 《食品动物禁用的兽药及其它化合物清单》和2005年的农业部公告第560号 《兽药地方标准废止目录》，其中多种抗生素被列为禁用兽药。
在2009年，农业部虽推出了《饲料添加剂安全使用规范》，详细规定了饲料添加中的维生素、氨基酸、微量元素和常量元素的部分品种，但仍未对饲料添加抗生素作明确规定。
上述政策执行不力，效果微乎其微，“多宝鱼事件”就是明证。养殖企业和养殖户根本就不相信这些规定能得到执行。宫先生笑言，“目前是没有什么规定的。就是有了，下面也不执行啊，你想想，地方政府靠这个吃多少财政呢，每年多少个上百亿的项目。”
在养殖生产一侧，既无明确的机构人员设置，也无经常性的检查。这个圈子里的人大家互相都认识，好说话，抽检的时候做个弊就行了啊，而且很多时候是检查不出来的。即使是出口检疫，也还是加抗生素的，而且也查不出来。
也不清楚是什么部门负责管理。规定是不许用呋喃类药物，但其实检查的时候只看看里面有没有这类药，藏起来就行了。对海参苗和水质的抽检很少。
在中央层面，中国兽医药品监察所是对口的负责机构，其办公室的工作人员确认了这一点。但在相关的监管行动中，却鲜见中监所的身影，也不见相关信息的公开和披露。例如，在上海“多宝鱼事件”中，检出问题的是上海的食品药品监督部门，而与之对接的是山东省的海洋渔业厅。
中国缺乏相关的制度设计和专业机构。谁也不管，没人管！没有专门的部门管鱼病。没病的时候，海洋、水产、技术推广和兽医站等部门谁都管；一旦发生了疫情，谁也不管，都没有责任。
而在出口侧，相关的检验检测机构，也不对水产品的药物残留等项目进行例行检查。基本不检什么，也没什么大作用，对相关项目国内都不检查，一般都是国外检查出来，发现问题退回来了，再复检。
欧盟已于2006年全面禁止在动物饲料中添加抗生素，而中国只是禁止添加某些品种的抗生素，且大部分是在出口产品被检出抗生素残留超标后的消极举动。有业内人士就指出，抗生素作为饲料添加剂，中国之所以难禁，与企业乃至相关部门的利益有关。养殖业中的抗生素不当使用的现状短时间内无法改变。
虽然在近期各地举行的两会中，郑州、大连和内蒙古巴林右旗等地的代表再次呼吁对养殖业中的抗生素不当使用行为进行立法，加强监管，但相关立法工作、监管制度和能力建设仍很难在短期内有所突破

thinkp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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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份向鱼塘里下的黄鳝鱼苗，正常情况要等9月份才能拿到市场去卖，但用了避孕药的，在6月份就可以上市，周期缩短一半，并且每条重量要比没有用的重1~2两左右，黑鱼也一样。”江苏一名水产养殖从业人士向《第一财经日报》透露，使用避孕药等违禁药品的情况确实存在，药物滥用已成为水产养殖行业公开的秘密。

近期食品安全问题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与瘦肉精等违禁物质在生猪养殖业中使用相比，水产养殖中避孕药、抗生素等药物的滥用同样令人忧心。

药物滥用普遍存在

与使用避孕药相比，抗生素滥用更为显著。广东省水产经济动物病原生物学及流行病学蔡双虎副教授说：“目前水产养殖的疫病情况非常严重，如果水产品的疫病是病毒性的，从发病到死亡大概只需要2~3天，用其他方法根本无法快速起效，因此，绝大多数是使用抗生素来治疗，中国抗生素有一半是被动物吃掉的说法并不夸张。”

湖北一家水产养殖合作社的人士介绍，恩诺沙星、环丙沙星等抗生素在国内一些地区属于限制使用的水产养殖药品，但按照韩国等国家标准，这些抗生素是禁止使用的。按照韩国的标准，有40多种物质在水产养殖中不得使用，而在国内禁止使用的物质只有20多种，比韩国少一半左右。

上海海洋大学国家水生动物病原实验室胡锟副教授表示，渔药滥用情况普遍存在，主要表现在：不遵守休药期规定，用药剂量、次数、给药途径随意，无用药记录等方面。

中国海洋大学水产学院海水养殖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副主任战文斌认为，开渔药处方权本应该严格把控，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存在漏洞，购买的渠道比较多样、自由，一些类似避孕药这样的违禁药品的使用已不属于滥用情况，实际上是一种违法行径。

养殖模式存在缺陷

中国特殊的养殖模式被认为是导致水产养殖业药物滥用的主要原因之一。

蔡双虎介绍，我国实行高密度养殖，国内比国外的养殖密集程度高了10倍左右，同时国外的养殖是养一年停一年，给鱼塘以休养生息，国内则没有这概念。

另一方面，则是目前国内环境污染严重，尾气排放、化工厂水污染严重导致水质变差。胡鲲说：“水质污染使得抗生素的添加增多，有些渔场老板向我们反映，自己严格地按照绿色生产的程序来养殖，但因为水质不合格，不得不使用抗生素。”

蔡双虎表示：“抗生素的有效期是2年左右，之后就会产生抗药性，如果投放得多，失效的周期会缩短。水污染导致需要放置大量的消毒剂、渔药，但这又会加重水污染，因此需要再添加更多的新渔药。这就是一个恶性循环。”

自2002年起，农业部先后颁布了一系列的法规和技术标准，规定氯霉素、孔雀石绿等禁用渔药清单。但是，由于目前还没有合适的替代制剂，再加上孔雀石绿低廉的价格，孔雀石绿等禁用渔药屡禁不止。

检测松散也让养殖户有漏洞可钻。江苏一名马姓养殖户说：“养殖黄鳝过程中，20天左右放一次避孕药，鱼贩子直接从我们的手上收走，再拿到市场上去卖，根本没有什么检测程序。”

蔡双虎也称，目前除了一些国有养殖场会有定期的监管和检测外，一般私营养殖场是处在无人监管的状态，只能单纯地依靠消费者自己辨别。

散户增加安全监管难度

一家生产销售水产饲料的业内人士说，要解决水产养殖行业药物滥用的问题，最根本的是改变以散户为主的水产养殖现状。

这位人士介绍，我国从事水产养殖的人数特别多，2008年，大约500万人，其中八成左右是散户，这些养殖户的水面养殖面积往往只有5~10亩，而像马来西亚，一般水面养殖的面积达到数百亩甚至上千亩。由于散养户较多，政府部门很难对每家每户的用药情况进行监管。其次，散养户中40~60岁年纪的比较多，帮助年纪较大的水产散养户去了解水产品的安全性，这种教育工作量非常大。

全球水产联盟（GAA）等国际组织就水产品养殖中可使用的药物制定了一整套标准，业内人士说，目前国内水产养殖公司能达到全球水产联盟标准的只有十几家。国内水产养殖行业对这些标准兴趣不大，散养户实力有限，即便希望执行更严格的技术标准，也有心无力。此外，达到安全标准水产品的销售价格并不高于其他没有达标的产品，养殖户缺乏动力，这也导致水产养殖行业的混乱现象得不到根本解决。

上述人士建议，可以让散养户组成小型规模的养殖合作社或者地方养殖协会，由此确保每家每户养殖流程受到监管，水产品的安全性提高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蔡双虎建议，目前减少抗生素使用量的最好方法，就是从疫病的治疗转向对疫病的预防，使用水产品疫苗，这种做法在国外非常普遍，但是在国内还没有得到重视。

泷川

40多岁的宫先生是烟台一家海水养殖企业的老板，主要经营海参养殖、加工和出口。据他透露，在海水养殖过程中添加抗生素，早已成为被默认的“行规”。
　　从宫先生透露的信息中，可以窥见中国水产养殖业中抗生素“行规”的冰山一角。
　　虽有少数几部法规对养殖业中抗生素的使用作出了规定限制，但执行不力，几无效果。2006年曝光的“多宝鱼事件”中，上海的食品药品监督部门就在产自山东的多宝鱼（学名大菱鲆）中检出多种禁用抗生素超标。
　　而更深层次的原因则在于：过高密度的养殖方式、相关立法和监管的缺失、科学预防、诊断和治疗能力的匮乏等。
　　“"多宝鱼事件"是在这种养殖（方式）和管理体制下产生的，并不是特例，在水产品中，（此类问题）也是经常有的。”上海水产大学水产与生命学院教授潘连德说。

　　水产都含抗生素
　　“我们现在吃的即食海参，不仅要添加抗生素，最后还要用福尔马林泡。而且只要是海水养殖的鱼类，都有大量抗生素投放，例如多宝鱼、大黄花鱼、黑鱼还有金雕，这些当地人根本不吃。我了解的还没有不加的，100%吧，不加不行啊，赔钱的事谁做，这个算是行规了。”宫先生说。
　　据他介绍说，海水养殖主要包括三个部分，育苗、养殖和加工。在育苗和养殖这两个步骤中，由于病害和养殖密度过大造成的水体问题，抗生素的添加是“必须”的。“只要有部分鱼生病，就要加药，要不染病多，一死一大片，肯定血本无归。”行业内的一般做法是将饵料和抗生素拌在一起加入水中，如果病害严重就改用直接投入抗生素的方式。宫先生透露，养殖厂一般都和药厂有联系，“一个电话他们就来人了”。
　　所谓水体问题，主要是指海水污染。一方面，污水排放造成海域污染；另一方面，养殖密度过大、水域有限，“养殖的时候是圈一块水域来养，鱼啊、海参啊，吃喝拉撒都在里面，排泄物都沉到海底，没法清理，烂在里面，就会让水质恶化，容易得病，”宫先生说，“只有加入抗生素才能抑制病害。就是加了，也还是会有死亡的，有时候还赔钱呢。”
　　浙江大学医学院第一医院教授肖永红根据中国国内抗生素的产量估计，中国每年生产约20万吨抗生素，大概“人一半，动物一半”。
　　在实际养殖过程中，大量的抗生素被加在饲料中，投放给养殖动物。在鱼类养殖中，“最常见的就是大蒜素（广谱抗生素，用于预防一些细菌性的疾病）。商业化的鱼饲料，通常将大蒜素作为常规添加的药物。商品化的鱼饲料都会有大蒜味，就是因为添加了大蒜素。”潘连德介绍说。他认为，从预防的角度，定期适量地使用抗生素也是可以的。事实上，农业部出台的养殖动物禁用药物中也的确没有大蒜素。
　　但潘连德也承认，“这种做法，有待改善。因为存在不该喂的时候也喂，该停药的时候没停等情况。”也存在耐药性和药害（药源性疾病），“本来这鱼没病，因为吃药吃得太多，吃出了毛病。”
　　水产养殖中的抗生素使用有多方面的负面效应：
      一是形成耐药性，无法治愈病害成大量死亡和药物投入的双重损失；使用抗生素会在养殖环境中的菌群中形成耐药性，一旦致病力强的细菌对人畜共用的抗生素获得了耐药性，人类感染后，本来有效的抗生素疗效会减小甚至无效。抗生素扩散到环境中，也会在菌群中产生同样的耐药性。
　　二是兽药残留；那些只用于养殖动物的抗生素，对人体有害，也会通过食物链进入人体，对人类的健康造成伤害。同时，抗生素会破坏养殖环境中的微平衡，污染环境；还会抑制养殖动物的免疫机能。
　　按照相关规定，对用于人类的重要抗生素采取保护措施，在动物中不使用。“但在实际中，投放的抗生素种类远远超出此范围。规定没什么作用。”肖永红说。

　　高密度养殖的恶性循环
　　潘连德指出，病害的发生和养殖的密度、规模直接相关，“养殖的集约化程度越来越高，病害的发生就会越来越多。”他举出美国回鱼为例，品种是由美国引进的，在中国养殖，产品出口到美国。“我们的美国同行研究的鱼病的种类少，危害也低。因为他们那里，养殖的规模小，密度低，单位产量也低。”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水产养殖和水产品出口大国，海水和淡水养殖的产量在世界上都占有很大的比例。其生产方式以高密度、多品种、集约化为特征。这样的水产养殖方式直接导致了水产养殖病害暴发、并发、多发。
　　中国的水产养殖之所以要追求高密度，是为了提高产量，增加收入，“我们需要赚钱啊，”潘连德说，“对于大部分鱼苗厂来说，一方水养10条鱼合适，可是现在普遍的养殖密度都达到了100条以上。”
　　养殖密度过高，卫生条件差，病害暴发、并发、多发，养殖户则大量投放抗生素。在海参养殖中，各个养殖户加入的抗生素大同小异。宫先生透露，行业中投放的主要是脱霉素、大蒜素以及避孕药，前两个是消毒用的，最后一个则是为了降低海参的活性，让它变“木”，只知道吃，长得快。而投放的频率最起码要一周1-2次，“别说有病了，就是没病也得加，防着。”
　　高密度的养殖产生的病害问题，使得大量投放多个种类的抗生素成为水产养殖的“常规”选择。“长期以来，中国的水产病害控制都是主要依靠使用各种农药及抗生素等，而且盲目用药现象极为严重。”一位珠江水产研究所的研究员说。
　　对水产养殖中病害的预防和如何科学地用药“并不清楚”，基层的技术能力欠缺，缺乏专业人员也是造成当前“盲目用药、误诊误治、药物残留”这种混乱结果的原因，养殖业者惧怕病害，就进一步陷入了盲目用药。潘连德说，“没有正规的鱼医生，都是无证行医。我就是教授级的没有行医执照的鱼医生。养殖户自己就开药方，自己买药，什么人都可以卖药！”
　　大剂量和多种类地使用抗生素，导致病菌的突变选择加快，正如宫先生所言：“现在耐药性越来越严重了。鱼经常得怪病，查都查不出来。你说你碰到这种情况怎么办，那就各种抗生素都往里面加吧，看管用不，不管用再加量。”如此，水产养殖的抗生素不当使用进入了恶性循环。

　　监管缺位
　　实际上，在农业部主导的养殖业抗生素使用监管中，既缺乏明确的相关立法，也没有权责划分明确的专业监管机构。
　　目前，对于养殖业中的不当使用抗生素，相关法规有2002年颁布的的农业部公告第193号 《食品动物禁用的兽药及其它化合物清单》和2005年的农业部公告第560号 《兽药地方标准废止目录》，其中多种抗生素被列为禁用兽药。
　　在2009年，农业部虽推出了《饲料添加剂安全使用规范》，详细规定了饲料添加中的维生素、氨基酸、微量元素和常量元素的部分品种，但仍未对饲料添加抗生素作明确规定。
　　上述政策执行不力，效果微乎其微，“多宝鱼事件”就是明证。养殖企业和养殖户根本就不相信这些规定能得到执行。宫先生笑言，“目前是没有什么规定的。就是有了，下面也不执行啊，你想想，地方政府靠这个吃多少财政呢，每年多少个上百亿的项目。”
　　在养殖生产一侧，既无明确的机构人员设置，也无经常性的检查。“这个圈子里的人大家互相都认识，好说话，抽检的时候做个弊就行了啊，而且很多时候是检查不出来的。即使是出口检疫，也还是加抗生素的，而且也查不出来。”
　　另一位海参养殖户李先生也不清楚是什么部门负责管理。他说，“规定是不许用呋喃类药物，但其实检查的时候只看看里面有没有这类药，藏起来就行了。对海参苗和水质的抽检很少。”
　　在中央层面，中国兽医药品监察所是对口的负责机构，其办公室的工作人员确认了这一点。但在相关的监管行动中，却鲜见中监所的身影，也不见相关信息的公开和披露。例如，在上海“多宝鱼事件”中，检出问题的是上海的食品药品监督部门，而与之对接的是山东省的海洋渔业厅。
　　潘连德指出，中国缺乏相关的制度设计和专业机构。“谁也不管，没人管！没有专门的部门管鱼病。没病的时候，海洋、水产、技术推广和兽医站等部门谁都管；一旦发生了疫情，谁也不管，都没有责任。”
　　而在出口侧，相关的检验检测机构，也不对水产品的药物残留等项目进行例行检查。“基本不检什么，也没什么大作用，”潘连德说，“对相关项目国内都不检查，一般都是国外检查出来，发现问题退回来了，再复检。”
　　欧盟已于2006年全面禁止在动物饲料中添加抗生素，而中国只是禁止添加某些品种的抗生素，且大部分是在出口产品被检出抗生素残留超标后的消极举动。有业内人士就指出，抗生素作为饲料添加剂，中国之所以难禁，与企业乃至相关部门的利益有关。养殖业中的抗生素不当使用的现状短时间内无法改变。
　　虽然在近期各地举行的两会中，郑州、大连和内蒙古巴林右旗等地的代表再次呼吁对养殖业中的抗生素不当使用行为进行立法，加强监管，但相关立法工作、监管制度和能力建设仍很难在短期内有所突破。

泷川

养殖户乱用药，一旦药物不起作用才来找专家，现在专家也没辙啊~哈哈~

海宝

楼主文章估计是转载的吧，虽然指出了问题，但事例过于片面且有错误。
1，大蒜素不是抗生素，而且大蒜素本身有保健作用，可以作为饲料添加剂使用。
2，脱霉素也不是抗生素，更不是用来消毒杀菌用的。
3，避孕药用在黄鳝身上一经被证实是以讹传讹了，而且避孕药有许多种，且价格并不便宜，估计是谣言。
抗生素在饲料中添加的情况在猪料中比较突出。

海宝

大部分水产养殖从业者无法分辨抗生素和消毒剂的区别，而导致抗生素被当做消毒剂而被滥用。其中，青霉素类、氟苯尼考作为预防用药被大量外用（鱼苗）和内服(成鱼)。有行内人士指出，2010年初所发生的大规模罗非鱼苗烂身事件就是与致病细菌抗药有直接关系。链球菌越来越难治也不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