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霁霖：捍卫多宝鱼

浪花一朵

2006年12月报道：

作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内外知名的海水鱼类养殖专家，雷霁霖从欧洲成功引入大菱鲆，创建独特的养殖模式，带动全国年产值30亿元的大产业，因此被誉为“中国大菱鲆之父”。

众多的荣誉称号并没有引起公众对他的更多关注。然而最近，因为“毒鱼致癌”事件，雷霁霖神态自若地迎接全国各大媒体的狂轰滥炸，尽管以这种方式被关注，他打心里不喜欢。

“啥是大菱鲆啊？偏口鱼吧？”出租车司机刘师傅一脸漠然地望着记者。

2006年12月11日的青岛，天气暖洋洋的，一点儿都感觉不到冬日的寒冷。或许2008年以前，这个城市里的人们都将沉浸在迎接奥运的喜庆氛围中。

人们谈论更多的是一天前青岛火车站空调车间与候车大厅爆破的事。大家不知道，这个城市里一个叫雷霁霖的71岁老人正在为一条鱼的事发愁。

“个别人用药不当怎么就成了致癌的毒鱼了呢？有些媒体说话太不负责任了！”一说起媒体，雷霁霖显得有一点无奈，“大菱鲆这样不可多得的品种，如果因为这次残毒事件而没落，就太可惜了。”

大菱鲆就像他的一个孩子，雷霁霖见证了这条鱼以及这个产业，从无到有再到繁荣的全部过程。所以，此时此刻，他的心最痛。

说多宝鱼致癌，我第一个不答应

    “一个人一天吃掉８００斤所谓‘毒鱼’，才相当于吃了４片痢特灵！谁能一天吃掉８００斤大菱鲆？”

2006年12月５日，在山东烟台多宝鱼健康养殖技术专家说明会上，雷霁霖这样说。

为了证明大菱鲆的安全性，用餐时他特意点了一道清蒸大菱鲆带头吃了起来。

一个月前的11月15日，雷霁霖刚刚从人民大会堂领回了何梁何利基金2006年度科学与技术创新奖。一天之后，上海就查出多宝鱼含有硝基呋喃类违禁药物，随后便有报道宣传多宝鱼含有致癌物质。

“我想不通啊！”刚刚回到青岛黄海水产研究所的雷霁霖半天没缓过神儿来，“大菱鲆怎么能跟癌症联系到一起？”

从那以后，这位71岁的老人开始听到一连串让他心焦的消息：各地陆续封杀大菱鲆，媒体蜂拥而至，消费者听闻“大菱鲆”色变。

作为大菱鲆的引进者、研究者和推广者，雷霁霖觉得自己必须站出来说话，他开始参加大大小小的研讨会，并以每天五六家的频率，接待着来自全国各地的记者。短短几天内，他的声音已经以各种形式出现在媒体上

“这个电话还没放下，那边人就来了。”12月11日下午，记者赶到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雷霁霖简陋的办公室时，他刚刚送走了北京电视台的两拨人。尽管对媒体的印象不怎么好，但他仍然不厌其烦地重复着他的观点。

    硝基呋喃类药物，就是人们常用的痢特灵，目前在临床上仍为人用处方药。在正常食用大菱鲆的情况下，硝基呋喃类不会对人体产生危害，更不会致癌。国际癌症研究组织也证实一般剂量硝基呋喃类物质对人无致癌作用。

农业部在11月27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公布多宝鱼毒残原因时，认为大菱鲆病害增多的原因之一是种质退化，但雷霁霖对此并不认同。

“绝对不可能是因为种质退化。”他认为，一个品种在五年内就退化是不可能的，否则，自然界的物种演变不可能动辄几千年。“2001年到2004年，我们每年从欧洲引进数百万尾鱼苗，作为优良种质的补充，2004年还从法国引进了400多万尾。”

　　 对于事件发生的原因，雷霁霖把它归结为重视度，“对这个产业概念的重视不够。从养鱼到赚钱，在一些养殖户看来就是起点和终点。今年投20万鱼苗，为的是一年以后赚40万，如果多宝鱼产业因为不规范的操作出现问题，最多换养别的水产品，就是这么简单。至于这个一年十几二十亿产值的产业会不会被毁掉，他们根本不会考虑。”

从11月16日开始，上海、北京和广州等地相继做出了禁售大菱鲆的决定。尽管目前各地已经先后解冻，但是，市场的恢复还尚需等待。

到青岛，考山大，去看海

雷霁霖长着厚厚的嘴唇，浓浓的眉毛，大眼睛，双眼皮，酷似台湾著名作家白先勇。但他对于文学的兴趣仅限于科幻、探险小说，《八十天环游地球》、《鲁滨逊漂流记》是他的最爱。

“这样的文学作品综合了很多方面的知识，人类总是能克服自然界里的不利因素生存下来，而人一生下来，就是要克服困难的。”

雷霁霖出生在福建省宁化县，虽然父母做小生意，家中生活并不太困难，但19岁以前的他没见过火车，没见过轮船。他对于世界的认知除了连绵的大山，还是连绵的大山。

不过，从小生活在山里，到处是郁郁葱葱的绿树，还有各种各样的小动物，这让他对大自然充满了兴趣。

高二那年暑假，省里来了一支放映队，他们在操场上支起两跟竹竿，拉起一块白布，就成了露天电影院。那是雷霁霖生平第一次看电影，放映的是一部社会主义国家的少年儿童在青岛举行夏令营的新闻纪录片。

在片中，不同肤色的小朋友在信号山公园尽情玩耍，德国总督府的建筑外观就像童话里的城堡。第一次从屏幕上看到大海的少年雷霁霖，被青岛美丽的海滨风光深深吸引。那时候他开始下定决心，一定要到海边去，到青岛去，青岛在他的心中已经成了海的代名词。高考填报志愿时，当时位于青岛的山东大学就成为他报考的首选。

1954年，19岁的畲族少年雷霁霖收到了遥远的山东大学寄来的录取通知书，通知他已被山大生物系动物胚胎学专业录取，这个消息让雷霁霖既兴奋又发愁———兴奋的是自己追求已久的目标终于实现了；发愁的是，从小生长在山村的他根本不知道如何才能到达遥远的山东。

　　最终，他挑着自己的衣服铺盖，光着脚板走了三天三夜，才见到一个城市，然后不知所措地坐上火车，经过全程七天七夜的跋涉来到山东大学。

回忆起年少北上求学的经历，雷霁霖至今还保留着当年心潮澎湃的感觉。“海的吸引力太大了，简直让我无法抗拒。山里住惯的孩子，突然发觉，海让世界变大了。”

　带著对海的痴迷，雷霁霖师从著名生物学家童弟周，在动物胚胎学领域里度过了4年大学生活。老师严谨的科学态度深深影响了年轻的雷霁霖，也唤起他对海洋动物的浓厚兴趣。

大三那年，山东大学与苏联专家合作，在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搞鱼的胚胎发育研究，雷霁霖被选中参与这个课题实验。1958年毕业后，他就顺理成章地留在研究所工作，从此一头扎进五彩缤纷的鱼的世界里，48年没工夫探出头来。

浪花一朵

一谈起鱼来，他的眼睛就放光

在雷霁霖家里，最显眼的摆设就是各式各样的水族箱，所有的瓷器、艺术品甚至根雕都是鱼的形状。每当谈起鱼来，他的眼睛都会发亮。
“我的确偏爱鱼，它们体态优美，五彩缤纷，就像蝴蝶一样游来游去。海参是好东西，但我就是不喜欢，只有看着鱼才有活力和兴趣。”
　他这辈子最高兴的时候，就是看见一颗受精卵变成一条鱼苗，然后再慢慢长成一条小鱼，那种活蹦乱跳的姿态他百看不厌。
　   雷霁霖刚刚毕业的上世纪五十年代末，中国北方海水养鱼业非常滞后。一心想把鱼类养殖业做大的他上班第九天，就带着当时被称为“三大件”的尺子、秤和放大镜，开始了海边下点的试验生活。一年少则9个月，多则12个月都在海边与渔民一起，研究如何培育鱼苗。
“那时候可没现在这么好的条件，能搞一个缸给你做实验就不错了。我们研究所以前离水族馆很近，我就利用他们现成的设备搞研究。”
雷霁霖在半个多世纪里，研究了22种鱼类，其中8种达到产业化。现在人们一提到他，就会跟大菱鲆联系起来，“好像我这辈子就靠着大菱鲆出名似的。”这让他很不爽。
上世纪60年代初，他和课题组成员一起首先在日照石臼所，建成当时堪称亚洲最大的海水鱼类养殖试验基地。同年建成国内第一座室外大型梭鱼生态繁育池，最早获得了梭鱼在模拟天然的人工生态条件下，自然产卵、受精、育苗的成功纪录，开辟了我国海产鱼类生态系育苗的新技术。
同时他最早实施了莫桑比克罗非鱼的海水驯化试验和黑鲷与尼罗罗非鱼的土池混养试验，获得了海水池塘鱼类混养亩产800公斤的高产纪录，成为当时海水鱼类混养高产的一个成功范例。
　 名贵海鱼品种的产业化是他带给渔民的另一宝贵财富。豚科鱼类因肉味鲜美，“河豚毒素”药用价值高且昂贵，自古就被奉为“鱼中之王”，雷霁霖早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关注日本河豚鱼的市场和养殖动向。其后他连续在胶南和青岛两地取得养殖多品种河豚人工育苗研究的重大突破，开创了内地北方河豚网箱和池塘养殖的新产业。
　　雷霁霖最早关注大菱鲆是在1976年，那时他已在青岛呆了26年，发现我国北方沿海因为冬春季水温低，许多肉食性、温水性和暖水性鱼类都无法养殖。而产于欧洲相同纬度的大菱鲆则可以克服这个缺点，它不仅肉质鲜美，性格温顺，而且能在低温海水中生长，被誉为欧洲的“海中雉鸡”。
　　但大菱鲆是欧洲人花几十年时间才驯化出来的优良养殖品种，它的养殖育种技术都属于国家保密专利，购买这项专利最少需要60万美元。
1980年雷霁霖第一次去英国，亲眼看到了大菱鲆，并和英国大菱鲆专家豪威尔博士相识。10年后，再次去英国的他又见到了豪威尔博士，此时两人已是通信多年的老朋友，豪威尔答应找个机会，送点鱼苗给他。两年后的1992年，豪威尔带着200尾鱼苗来到中国，将它们亲手交给了雷霁霖。“老雷那天高兴得都哭了。”老伴对此记忆犹新。

那次挫折几乎要了他的命

大菱鲆在中国的成长从一开始就注定充满艰辛。1994年，雷霁霖好不容易把好友相赠的200尾鱼苗养成了12万尾，由于大菱鲆适合在10至20摄氏度的水温里生长，为了控制水温，他就通过烧锅炉给养鱼池加温。结果由于锅炉工的一次失误，把水温加热到30多摄氏度，浸透他心血的鱼苗眼睁睁地被“煮”死。
那次几乎要了他的命。
“我当时都崩溃了，一头栽倒在地上，周围的人打120叫来救护车，抢救了一天多，我才醒过来。”
这种“被抢救”的经历后来还发生了两次，“直到1996年‘温室大棚，深井海水’的养殖模式试验成功，才解决了水温问题。”
　　用7年的时间，大菱鲆终于拿到了“绿卡”，可生活的路并不就此一帆风顺。
　　雷霁霖用将近20年时间养活了大菱鲆，可他的技术并没有很快得到社会认可，大批鱼苗养在实验基地里无人问津，雷霁霖急得不行。
　　就在雷霁霖最难受的时候，终于有人肯吃这第一只“螃蟹”了。1999年，莱州市朱旺村渔民滕家麟出现在雷霁霖面前，滕家麟以前是搞扇贝养殖的，刚刚赔了钱，希望找出一条新路子来，他在雷霁霖的实验基地里看了很久，最终开了口：“我来看了好几次了，我想养。”
　　雷霁霖总算看到了希望。
　　第一次，滕家麟只在雷霁霖这里买了两万尾鱼苗，两个月后，滕家麟又来买了三万尾，他告诉雷霁霖：“我从来就没见过长得这么快的鱼！”
　　很快，滕家麟的乡亲们也开始来买大菱鲆，在大菱鲆最红火的时候，一尾鱼苗能卖到37元，一斤鱼肉卖到200多元，乡亲们都说：“两个鱼池子，就顶得上一辆高级轿车。”
    随后，大菱鲆开始进入广州市场。由于当时的广州经销商错把“大菱”写成了“大连”，这样普通名字的鱼摆在市场里根本无人问津。后来，雷霁霖建议那人在鱼名后面加个括号，注明产地是英国。有了一些效果后，聪明的经销商又打电话问大菱鲆的英文名，最后，他们从”turbot”(多宝特)的音译中得到灵感，取名“多宝鱼。”
从1999年开始，多宝鱼一下火起来，最终成为带动全国年产值30亿元的大产业群。


决不能让“毒鱼”事件毁掉一个产业

　  这几天，雷霁霖把主要精力放在了编写一本只有几页的小册子上。他希望这本名为《多宝鱼健康养殖技术指南》的小册子，能使养殖户们科学养殖，不再对多宝鱼用“毒”。
　　“中国水产业不能再走老路了。”雷霁霖说。
　  由于遗传、育种理论及方法上研究不足，我国的鱼类育种工作相当落后，许多水产养殖业特别容易遭受病虫害；另一方面，行业发展速度过快，往往超过了对水产养殖病害的研究应对速度。
多宝鱼从1999年就在国内开始养殖，2001年前，仍处于推广阶段，餐桌上的天价使得养殖这种鱼成为暴利行业，大量的人加入养殖大军。养殖的人越多，赚的钱也就越少，养殖户为了利润就只能超水体负荷养殖，这就导致养殖环境恶化，病菌越来越多，于是，喂药也越来越多。
　　早在上世纪70年代，欧洲国家就开始多宝鱼养殖工作，但并未出现过热局面。雷霁霖介绍，已拥有30年养殖经验积累的欧洲，种质资源库、养殖技术、养殖设施都要比中国好，但是多宝鱼的年产量只有中国的八分之一。
　　他曾多次去欧洲考察多宝鱼的养殖情况，那里的设备先进、工艺标准、管理严格，能实时地对所有鱼进行24小时监控，一旦发现有病鱼，可以及时隔离，“每一个环节都很规范，所以鱼很少生病，也就很少用药了。”
　　而在中国，产业快速发展的同时，一些配套设施却落在了后面。
　  在雷霁霖看来，现阶段，研究人员的职能应该最大化地体现出来，“向上要以此为契机积极呼吁更多的支持，向下要传授更多的技术，平息百姓的恐慌，自身则要提高技术，研究疫苗，改良品种。”
所以他把这次事件既看成一场灾难，也当成一个机遇。“正如人在年轻时受点挫折是好事一样，这对多宝鱼产业来说同样适用。”
食品安全总是能牵动国人的神经，因为它总是出问题。当时，这篇稿件得到了很好的效果，因为很及时地采访了跟多宝鱼关系密切的核心人物。当天下午5点才赶到青岛，晚上7点就往济南赶，坐了一趟绿皮车，超慢，凌晨2点才回来。除了车厢里的寒冷让我印象深刻，雷教授酷似白先勇的外貌也让我记忆犹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