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水产行业的机遇与挑战

    　文/图 可持续渔业伙伴组织（SFP） 韩寒

　

　　中国水产频道独家报道，作为参会的唯一一个非政府组织代表，笔者有幸近日在新加坡参加了2013年亚洲水产圆桌会议（The Aquaculture Roundtable Series, 以下简称TARS）。这是一个由总部设在新加坡的《亚洲与太平洋水产》（Asia and Pacific Aquaculture) 杂志于2011年创办的一年一度行业交流大会，也是一个被亚洲地区水产行业越来越认可的国际化的舞台。今年的会议核心主题是：亚洲的有鳍鱼养殖（FinFish Aquaculture）之工业化与可持续发展。参会代表大多围绕罗非鱼、巴沙鱼、石斑、海鲈等亚洲地区主要养殖品种展开交流。会议吸引了来自20个国家和地区涉及遗传育种、疫苗、饲料及添加剂、养殖与加工等领域近200人参加。

　　

　　大会分成四个板块：育种与苗场管理，生产——健康——环境，饲料与投喂，市场与可持续性，每个板块均邀请了4-6位主题演讲人就各自的专业领域做报告。会议的最后半天以圆桌形式，根据事先注册时的个人意愿，每10人左右一组展开分组讨论两个小时。然后各组组长汇总讨论结果，再向大会全体汇报，以激发更大范围的交流。会议主办方用心的活动设计得到了与会者的高度认可，大家纷纷表示圆桌讨论环节的收获最丰富、效率最高，比起大部分一言堂的会议模式，这似乎才是真正促进行业内部深度交流的有效途径。当然，这也对组织者的应变、协调和沟通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技术与人的同步发展

Q&A　

　　本次会议有很多来自欧洲的代表，他们有的是从事罗非鱼、三文鱼遗传育种的科学家，有的是商业化海鲈育苗场的技术总监，有的则是从事饲料及其添加剂研发的营养学家。他们从各个方面力图向亚洲同行们分享欧洲国家在过去几十年的水产养殖发展道路上的经验，更期待与亚洲同行一道推动亚洲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水产行业的发展。

　　

　　不少参会的东南亚代表本身就是从事育苗或养殖一线的人，谈起近年亚洲水产行业面临的资源竞争、成本增加、病害肆虐等问题，脸上都没有轻松的表情。而在欧洲同行们看来，这不过是这个行业在经历了初期一段粗放式、高速发展之后必然要落入的一段挣扎期。这也是进入集约化发展模式时，当技术、管理与市场不能齐头并进而带来的行业尴尬与阵痛。

可持续渔业伙伴组织（SFP）

　

　　当今规模化、现代化的水产和相关企业都很重视技术的研发，全球化时代背景下人类的科技水平也是日新月异。来自挪威著名的遗传育种研究中心（Akvaforsk Genetics Center） 的科研主任，Morten Rye先生，用数据图例对比了水产与禽畜（鸡、猪、牛等）品种在基因选育方面的发展进程。禽畜品种的基因育种早在上世纪40年代就已开始，而水产领域则主要发展于上世纪70、80年代。在提高生产效率方面，禽畜类已获得了300％的提升，而水产类目前还不到200％，我们有理由相信水产品种的基因选育技术还有非常大的发展空间。 来自台湾和新加坡的朋友介绍免疫鱼苗的优势，和未来鱼病由治到防的模式转变趋势。BioMar 、Nutriad、Aquativ等公司代表都阐述了各自公司在饲料及添加剂领域的技术创新。

　　

　　值得注意的是，许多技术专家不约而同的强调支撑技术发展、让技术价值充分体现的要素——人。有专家特意指出，我们不能把集约化等同于机械化，不能忘记了水产养殖的投入中最重要的一环，那就是人力投资。“即使我们有一流的标准化操作程序，一流的设备和技术，不同水平和素养的养鱼人养出来的结果仍会令你大吃一惊！”来自INVE公司的技术总监如此感叹。

　　

　　许多代表认为，对从业人员的技能培训、专业态度和眼界的培养等皆决定了行业长远发展的基础。眼下，亚洲地区水产养殖往往呈现出中小规模散户的基本养殖操作和管理与上游种苗和饲料技术发展水平不匹配的尴尬局面，专业技术产品的价值和优势在这里往往没能体现和发挥出来。 比如，在象罗非鱼这样的低价位品种身上，人们还没有意识到科学的饲料投喂及功能性饲料的使用可能对提高鱼的生长速度和抵抗力起到的巨大作用。 亚洲生产者们从粗放式养殖模式一路走来，习惯于简单的“增加（原料）投入就增加产出”的公式，没有充分意识到“精养模式”下对养殖细节“投入”的专业性要求。

　　

　　在会场笔者看到来自东南亚国家的许多行业代表，尤其不少经营养殖场或苗场的大多是三、四十岁具有大学学历的青年，大家为能在这样的行业大会上看到年轻的面孔而兴奋。同时，也不禁让笔者联想起国内从事这个行业的许多养殖户朋友，感慨的期待也许不久的将来能有更多中国的年轻从业者走到国际同行中间来参与交流。

　　

Discussion　

　

　　领先全球的三文鱼企业Morpol公司总裁Bjørn Myrseth先生总结了欧洲和南美三文鱼行业的成败，他提到了当年挪威三文鱼行业在环境治理、提升品质等方面排除企业间竞争、联合对外的策略。他把挪威的成功归结于：行业整体性的创新、营销、病害防控。前两者基于向所有出口三文鱼企业征收额度分别为0.35% 用于技术研发和 0.75%用于市场营销的税，后者则胜在严格的行政法律监管及疫苗的普及。当然，在此过程中挪威的三文鱼行业也经历了整合淘汰，由最初的400多家养殖和加工企业缩减为今天的100家左右。但是，今天人们记住的首先仍然是挪威三文鱼这个大的行业品牌，而非某家公司的品牌。

　　

　　在笔者介绍可持续渔业伙伴组织（SFP）日前在海南探索区域性管理罗非鱼养殖从而推动行业可持续发展的报告之后，不少与会代表纷纷表示对这种从行业整体性改进角度出发的发展策略的认同，来自BioMar公司的全球营销总监还特别评论：只有真正改进一个行业集中发展区域的整体情况（病害、食品安全、环境等等），我们才能避免“某个记者因为误入某个落后的养殖场，就以偏概全的质疑整个亚洲水产养殖”的攻击。那些被认证机构认可的先进养殖场并不能独善其身，其周围没有经过认证的邻居时刻都可能通过大家共享的水源、排水渠、装卸工具等带来潜在的环境和病害风险。

　　

　　在围绕市场与可持续发展的圆桌讨论上，有人一针见血的抛出一个问题：我们是营销各自的产品还是营销整个行业？

　　

　　来自东西方不同背景的各企业代表当然不会忘记为各自企业利益服务的目标，却出人意料的即刻达成共识：作为一个行业中的一分子，在抵御环境和病害风险面前，我们不是竞争对手，而是同甘共苦的伙伴。在面对更强大的其它蛋白供应源食品（禽畜肉制品）时，我们更应该排除“中国的还是印尼的罗非鱼”之争、“挪威的还是智利的三文鱼”之争，一同为争取消费者口中更大的水产品份额而努力。

　　

　　这样的呼声在其它主题的圆桌讨论上也反复被响应，与会代表建议在未来的行业会议上应该倡议发起全行业性或国家、区域层面的行业营销计划，这将使水产行业供应链各环节都受益。这样的营销必然基于对行业生产集中区域内的管理与协调，包含对养殖病害的监控、对环境影响的减低、对资源使用效率的提高。

　　

　　对比西方行业的发展，亚洲地区的大部分行业都缺少现代商业社会发展的契约组织合作传统，在东西方社会经济文化碰撞的今天，建设适合国情、文化的行业合作模式的确不容易。 但是，笔者在会议现场的强烈感受之一就是，我们亚洲的企业和从业者应学习如何在行业内部与竞争对手合作，如何拧成一股麻绳的共同开拓行业未来，这已经成为亚洲水产行业普遍认同的趋势。

　　

　　那么，谁能在这样的方向中率先迈出一步，就有可能成为行业成熟度高、市场品牌价值高的“亚洲的三文鱼”。这会不会是印尼的对虾，越南的巴沙鱼，亦或是中国的罗非鱼能抓住的机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