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总考察“样板”渔民村真给力!

水产人生

　　深圳罗湖区渔民村，是新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广东考察的一站。12月7日至11日，习近平沿着20年前邓小平视察南方之路考察工作。首站选择深圳，被认为是在我国改革开放中得风气之先之地，释放将改革开放继续推向前进的积极信号。
　　
　　深圳之行的第二天，习近平来到渔民村。这里曾是解放后人民政府安排“水流柴”（在水上生活，不上岸以船为家的人家）的栖身地，后来又成为“大逃港”风潮的最前沿。改革开放后，这里是中国最早的“万元户村”，也是80年代党和国家领导人最频繁视察、考察的小渔村。此后的高速发展也给这里带来了新问题，渔民村变成了深圳特区最难治理的城中村。进入新世纪，旧村改造试点从这里启动，“握手楼”变成了现代化“花园式”住宅小区。这里再次成为中央高层视察、考察深圳时的“样板”。
　　
　　渔民村既是深圳的叙事起点，也是改革开放30多年的浓缩样本。渔民村的发展变迁见证了改革开放后中国的觉醒，也似乎正应和了整个中国螺旋式上升的发展轨迹。30多年来，改革开放始终是渔民村和村民们的政策夙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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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旧村改造的成功范例
　　
　　进入上世纪90年代，渔民们告别了以前的“集体经济”，有些人开始自谋发展。同时，随着深圳城市化的迅猛发展，外来人口逐渐增多，村民为了增加房租收入，纷纷把原来统一的二层小洋楼变成“亲嘴楼”、“握手楼”，渔民村里一时间抢建成风。
　　
　　这次习近平做客的邓国华家曾经就属于这种情况。邓国华回忆：他家先是把以前的洋楼加盖了一层，后来干脆推倒，重新建了栋六层楼。“基本上都是租给香港人的，那时我家的房租收入每个月有两万多元。”
　　
　　一位上世纪90年代渔民村的租客告诉记者，那时渔民村的房子非常密集，连续多年都发生餐厅油烟着火。由于地基浅，有些楼房甚至倾斜，“仔细看都快成比萨斜塔了”。
　　
　　2001年，渔民村作为深圳市旧村改造试点的工作进入实施阶段。原先的30多栋小洋楼的业主每户投资260万参加改造。这年8月1日，渔民村重建典礼在一场大雨中开始。从当时的照片中还可以看到，主席台上一排领导手打各色雨伞站在典礼背景板前面，而深圳市的旧村改造也从这天开始拉开序幕。
　　
　　2004年8月18日，改造后的渔民村变成了“花园式”住宅小区，有11栋12层的住宅楼和1栋20层的综合楼。1360套单元房通过抽签分到了业主手中。曾经祖辈是“水流柴”的渔民，这次平均每户分到了1320平米的单元房。
　　
　　渔民村社区改造竣工后，业主多余的物业被投入租赁市场，社区率先推行了“政府主导、物业介入”的流动人口管理服务新机制。这一城中村改造样本随后被媒体称为“渔民村模式”——依托物业公司推行出租屋统一出租集中管理，业主每月坐享租金。
　　
　　记者拿到的最新一份数据显示，目前渔民村暂住人口4158人，原村民220人。原村民的家庭资产从改造前的500万跃升至现在的2300万，户年均收入约50万元。
　　
　　在新小区落成典礼这天，邓小平的扮演者特型演员卢奇被村民们请来。他模仿小平同志的四川口音说：“20年过去了，我再到渔民村来一看，真是旧貌换新颜，变得我都认不得了。”
　　
　　而当时在场的村民中就有人回忆起，1984年邓小平在离开渔民村时，似乎曾陷入了一阵深思，然后说道：“全国农村要达到渔民村这个水平恐怕要1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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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2年，邓小平再次到南方视察。
　　
　　这年随着深圳进行农村城市化改造，渔民村人一夜之间从农民变成了市民，由村庄变成了社区，村集体企业也变成了股份制公司。
　　
　　是年11月28日，渔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成立。谈起“渔丰”二字由来，渔民村人曾给媒体记者讲过一段小插曲。当初股份制改造时，大家觉得叫“渔民村股份公司”有点“老土”，有人提议说，改革开放了，村民富裕丰收了，叫就“裕丰”吧，邓志标大手一挥：不能丢掉渔民村，就叫“渔丰”吧！渔丰股份实业公司由此而来。
　　
　　此前村里对所有集体资产进行了评估，当时核算出的渔民村总资产有800多万元，包括一些厂房、小型加工厂和村里对外出租的物业及运输工具。
　　
　　最终采取的收益分配原则是，51%属集体，49%不管年龄大小，只要参加工作，就按照股份给大家。渔民村这年有90人具备股东资格。吴颂球一家则分到310股。第二年，他从股份公司领到了第一次分红的1万多元。
　　
　　邓小平此次南方视察的话被渔民村的村民们牢记了，“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值得一书的是，“渔丰”是全国第一批村办的股份制公司，在改革的进程中渔民村再次留下了一笔。
　　
　　2009年的企业年报显示，“渔丰”的资产此时已达到1.9亿元，比成立之初已经增长了20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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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政策会向好的方面变
　　
　　1984这一年曾被视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个分水岭。“特区姓社还是姓资？”“特区是不是新租界？”这些争论开始在社会上蔓延。这年1月，邓小平进行了他人生中的第一次到南方视察，他毫不犹豫地提出市场经济不是资本主义的特有产物的论断。
　　
　　渔民村的村民都记得，这年1月25日的天气特别清朗。上午10点邓小平来到渔民村。迎接他下车的有村主任邓志标。当得知村长也姓邓时，陪同父亲前来的邓小平的女儿在一旁说：“嘿，500年前我们还是一家哟！”在场的人听后都笑了起来。至今邓志标家仍珍藏着这张与邓小平握手的照片，并挂在了家中最显眼的位置。
　　
　　《村史》记录，邓小平走进村支书吴柏森家后，吴告诉他自己家的电器已经一应俱全，1983年，全家平均每人月收入是500多元。坐在一旁的邓榕怕听力不太好的父亲听不清，便大声说，“老爷子，比你的工资还高呢！”
　　
　　随后在吴柏森家的二楼，邓小平问吴柏森：“你们现在有钱了都好了，家里什么都有了，还有什么要求没有？”此时吴脱口而出的一句话让在场的一些干部开始吃了一惊。
　　
　　“要求不敢了，只是我有点怕。”
　　
　　“怕什么呢？”“我怕党的政策会变。”
　　
　　据当时村里在场的人回忆，小平同志听到这里哈哈哈地笑了起来。
　　
　　“党的政策肯定会变，只能向好的方面变，不会向坏的方面变。”
　　
　　离开渔民村前，邓小平又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从今天的情况来看，证明我们党的改革开放政策是正确的。”后来这句话演变成了他给深圳市题词的内容，“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经媒体宣传报道，渔民村成为了全国劳动致富的典范，很多香港人点名要到这里来投资。
　　
　　这一年，渔民村集体年收入首次超过百万。
　　
　　向城市经济迈进的尝试
　　
　　1985年3月25日，渔民村集体企业公司成立，渔民村开始朝着城市化的方向发展。
　　
　　这段时间，渔民村上马的项目很多，比如表带厂、手袋厂、服装厂、花木场、沙砖厂、宝石厂、塑料厂、胶钉厂、卫生巾厂和家具厂等，“但由于缺乏管理经验，最终这些企业没能坚持下来。”渔丰公司办公室工作人员刘为强说。
　　
　　1989年，渔民村出现了第一个大学毕业生——吴颂球。他是老支书吴柏森的侄子，毕业后放弃了政府机关工作的机会，回到村里企业工作，如今已是渔丰实业物业管理公司的总经理。
　　
　　在一次电视访谈节目中，吴颂球称，自己刚工作不久，社会就又陷入到了“姓资姓社”的思想争论之中。“而这次争论的背景是苏联、东欧发生的巨变，不少人开始担心改革开放和特区的政策。”这也让很多渔民村村民产生了忧虑，怕政策变回原来的老样子，更怕家里的资产被没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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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第一个万元户村
　　
　　在《村史》中称，“文革”末期，政策稍微有些松动迹象，不甘贫穷的渔民村人就开始悄然搞起了“副业”。1975年，大队买进了第一台手扶拖拉机用于运沙。1978年，又购置一台进口拖拉机跑运输。1979年，村里又办了一间宝石珠仔钻孔厂。
　　
　　但真正的改变发生在1980年的8月26日。经国务院批准深圳特区在这天正式设立。这让渔民村里近200位渔民几乎占尽了天时、地利。这个紧邻罗湖口岸与香港只有一河之隔的偏僻小渔村所在的位置，一夜之间成为了世界关注的核心区域。
　　
　　村里的老人们回忆，改革开放初期，渔民村利用靠近香港及开放政策，开展小额贸易，组织拾废旧，进口旧机电、旧轮胎及旧汽车等积累起了第一笔原始资金。在深圳特区成立初期，巨大的建筑市场又为渔民村带来新的商机。
　　
　　老村长邓志标是带领村民见证第一个“春天”的人，“到1979年，渔民村已经有酒楼、珠宝加工等几家香港工厂在渔民村投产。两条货船到中山、东莞贩运水泥、钢材，后又搞起了运输车队。运输车辆奇缺，便到香港买二手货运汽车转卖。”
　　
　　资料显示，1981年渔民村的集体收入达到了60多万元。当时全村35户人家，160口人，人均收入2571元，每户平均10588元，在全国率先实现“万元户村”。年底村里决定拨出70万元为社员统一筹建新住宅，每户四房两厅，面积130平方米，当年开工。渔民村的老照片上可以看到，33栋统一规划的别墅式小洋楼漂亮整洁，而刚刚流行起来的三大件——电饭煲、电冰箱、电视机也走进了这些村民的家中。
　　
　　1983年，渔民村兴建起了工业大楼，实行了集资入股。以每户2万元为标准，诞生了中国最初形式的集体股份制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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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遏制“大逃港”
　　
　　1958年，渔民村加入到了当地的人民公社当中，成立了渔业生产队，实行集体生产、统一派工，按工分制取酬。据村里老人们回忆，当时每天打的鱼60%要交水产公司，剩下的40%村里可以拿到集市上销售。“入联社后，船归集体所有，各户捕鱼统一缴给村子，村里平均分配后把剩余产品拿去卖。卖鱼钱归集体所有，一月给渔民一结账。渔民拿了钱再去买日用品。”
　　
　　梁玉泉记得，当时没有冰箱，打上来的鱼除了留点自己吃外，不交公也没办法保存。“父母在公社劳动一天也挣不到10个工分，兄弟们3岁才有鞋子穿。每月家里也就收入十来元，买任何东西除了用钱外，还要凭社员证和票。”
　　
　　严重的情况随后发生。1959年至1961年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渔民村成为了内地居民“大逃港”的主要通道之一。一份当年被查获的逃港路线图显示，从蛇口到沙头角，一共有6条主要偷渡路线，渔民村就是其中一条。
　　
　　梁玉泉回忆，以前进渔民村必须要有边防证，村口有部队的岗哨。“但当时只有香港那边装有铁丝网，大陆这边是靠边防军人日夜看守，偷渡的人只要泅渡过深圳河，穿过铁丝网就算胜利了”。
　　
　　但在梁玉泉看来，渔民村里的人多少都在香港那边有些亲戚，“熟水熟路，又有过境耕作证，想逃最便利”。不过渔民有鱼打还不至于饿死，二来香港那边的亲戚也会时常接济一下，因此渔民村不至于像邻近的某村那样，逃得只剩下一个瘸子。
　　
　　宝安档案馆收藏着一份1972年的资料称，“从解放后到1964年，渔民村先后偷渡外逃达8户，41人，占当时总人数的36.6%。最严重外逃时间是1957年到1958年，有31人在这一年逃到香港”。
　　
　　为避免居民“逃港”，当时的政府进行了许多宣传，如“吴金妹是第一个渔民村外逃嫁香港客的女青年，结婚生两个小孩后即被丈夫遗弃，过着痛苦生活”，“这使女青年认识到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才有妇女的地位，社会主义制度是幸福家庭的保障”。这些宣传在当时被称作加强“政治边防”，但显然收效甚微。
　　
　　现在在渔丰公司上班的许国治是曾在内蒙古部队服役的复员兵，1980年，他被派到渔民村担任治保主任，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抓逃港”。据统计，至深圳建市前，宝安县（今深圳市地域）人口不到30万，而在香港定居的宝安人竟有35万之多。
　　
　　许国治记得，这股风潮一直延续到1983年左右才被遏制。而遏制的手段并非“政治边防”，而是改革开放的新政策。这个时间恰巧也与渔民村经济腾飞的时间相吻合。
　　
　　走在今天的渔民村百米文化艺术长廊中，墙壁上的20幅铜铸浮雕里，有一幅反映的就是1983年许多外逃香港的村民又回到渔民村，与家人其乐融融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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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水流柴”到上岸定居
　　
　　12月8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在渔民村村口走下中巴车，他在渔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常务副总黄兴炎的陪同下边走边聊，了解渔民村的发展历史。这是黄在这个小区不到三年内见到的第二位中共中央总书记。
　　
　　上一次是2010年的9月5日中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来到渔民村社区，实地走访了解居民生活状况。此外，在2008年的10月和11月，黄还曾负责当时两位政治局常委李长春、贺国强的考察准备工作。“要算上部级以上领导的来访已经不下几十人。”接待的次数多了，现在黄已经能根据感觉判断出每次来访人物的级别大小，“这么多的国家领导人之所以到这里，也表明了改革开放政策一定会延续下去。”
　　
　　黄兴炎是在香港回归那年来到渔民村工作的，他的同事有不少都是这个村土生土长的渔民。渔丰公司的梁玉泉就曾记得自己幼年时在舢板上的经历。“我们与香港新界只有一河之隔，那时深圳河水很清，鱼很多，一条舢板上就是一家人。两公婆打鱼，男人撒网，女人划船。五岁以下的小孩子要跟着大人在舢板上生活，长到能自理了才不用整天跟着大人下水。”
　　
　　据《渔民村村史》（以下简称《村史》）记载，20世纪上半叶，这些被称为“水流柴”的东莞人在路过罗湖桥时，无意间发现深圳河水清鱼肥，于是决定顺东江漂来，居此打鱼，“犁头尖”渐渐形成了码头。解放后，他们用竹子和茅草在“犁头尖”的荒滩上搭起了水草寮棚，开始了定居生活，逐渐形成了渔民村。
　　
　　解放后，新政权决心要彻底解决“水流柴”漂泊无依的问题。起初，相邻的蔡屋围村划出了一块20多亩的荒地和鱼塘让这些渔民上岸定居。经过两三年的辛苦劳作，渔民们有了些积蓄。1953年，渔民村以集体的名义从蔡屋围村民蔡灿明、林元荣手中购买到30.69亩鱼塘。此后渔民村有了淡水鱼塘，并开始了水产养殖，产值不断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