卜蜂集团董事长谢国民：我的履历书

渔歌子

【连载1-谢国民：我的履历书】改变日本餐桌的企业

　　我是卜蜂集团董事长谢国民，泰国名塔宁·谢拉华隆。CP是CharoenPokphand的简称，译成中文就是卜蜂。作为泰国最大的民营企业集团，卜蜂集团共有三大核心事业：以农业和食品加工为主的农牧业，以便利店为主的零售业和以手机通信为主的通信业。父亲是集团前身“正大莊”的创始人。我是卜蜂集团的第四任经营者。

　　正大集团董事长谢国民先生

　　2015年，卜蜂集团的销售额达到450亿美元。事业网点遍布东南亚、中国以及欧美。卜蜂集团拥有30多万员工。在全球，投资了16个国家。卜蜂集团生产的产品销售到100余个国家，是东南亚首屈一指的跨国企业。不过单看上述介绍，大家或许还是不能了解卜蜂集团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企业。


　　在日本便利店的熟食区可以很容易地找到卜蜂集团的产品。那些用鸡肉、猪肉做成的熟食被封在密闭的食品袋中销售。大家不妨把食品袋翻过来看看。如果食品袋背面印有黄色圆圈，圈里印有红色CP字样，就是我们卜蜂集团参与生产的商品。这些商品都是卜蜂食品公司与日本便利店及食品公司合作，在泰国加工成半成品后出口到日本的。


　　卜蜂集团又被称作“改变日本餐桌的企业”。1973年起，卜蜂集团开始出口鸡肉到日本。80年代，养虾业在泰国取得成功后，大量养殖的虾也被出口到日本。卜蜂集团以适中的大众价格为日本消费者提供鸡肉和虾，使得炸鸡炸虾成了日本餐桌上的常客。


　　卜蜂集团还在中国成立了正大集团。中国1978年推行开放政策后，卜蜂集团率先进入中国，成为在广东省经济特区深圳申请注册的第一家外资企业。自那以后，卜蜂集团一直使用正大集团这个名称，“正大”二字在中国早已家喻户晓。


　　卜蜂集团在中国的事业具有相当规模，在华年销售额接近集团总销售额的四成。泰国企业为什么可以如此深入中国呢？因为卜蜂集团的创始人，我的父亲谢易初，是位出生于广东省的华侨。父亲在中国和泰国等东南亚地区穿梭往来，将生意越做越大。卜蜂集团通过企业经营和华人人脉与中国连在了一起。


　　我们兄弟姐妹虽出生在泰国，父亲却给每个人起了中国名字。大哥正民，二哥大民，三哥中民，我是国民。4个名字的第一个字连起来就是“正大中国”。


　　父亲不光让我们在泰国上学，还把我们送回中国接受教育。除了会说泰语，我们12个兄弟姐妹都能说一口流利的中文。继承父业成为经营者的我们自然而然同华人华侨和中国人打起交道，加快了卜蜂集团在华人世界的业务拓展。


　　最为重要的是，卜蜂集团在泰国得到了支持。泰国不仅接纳了我们这个来自异国他乡的谢氏家族，还给予了我们平等的发展机会。曾经有一段时间，泰国政府跟中国在政治上发生过对立，即便如此，也没有驱赶我们这些华人华侨。父亲虽然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后失去了中国老家的所有产业，我们谢氏家族却在泰国得以继续发展。要是父亲当初没有把总部设在泰国，或许就没有今天的卜蜂集团了。


　　华人华侨跨越国境安家置业，泰国人民欣然接纳来自异国他乡的华人华侨。希望我这大半生的经验，能够为全球化时代的人们提供人生智慧。转自日经中文网

渔歌子

【连载2-谢国民：我的履历书】--离开潮州扎根曼谷

　　父亲谢易初的老家是潮州。潮州地处广东东端，南边紧挨汕头港口。汕头也被视作潮州，潮州和汕头被称作潮汕地区。父亲老家澄海蓬中村现在隶属汕头市。父亲一家在潮州世代都是地主。我的祖父是地主家的独苗，靠收租就能过活。祖父不去工作，受当时风俗的影响抽起了大烟。

　　

谢国民的父亲谢易初

　　父亲生于1896年，在5个兄弟姐妹中排行老大。下面有两个弟弟和两个妹妹。弟弟谢少飞，也就是我的三叔，日后成为父亲在生意场上的左膀右臂。祖父30来岁就去世了，那时父亲才十五六岁。


　　养家的重担骤然落到了父亲身上。二叔在学校成绩优异，父亲决定供他上大学。但那时潮州没有大学，要到地处内陆的四川成都去求学。这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收租作为唯一的家庭收入来源，维持家庭正常开销外，仅够供二叔一人上大学。于是，年少的父亲和三叔开始从商。


　　潮汕地区自古贸易兴隆，出生在那里的人被称作潮州人。当地背靠连绵的山脉，陆地交通极为不畅。要想离开家乡出去闯荡，海路是唯一的出路。早在宋朝年间（960年―1279年），潮汕地区与日本间的贸易货船便频繁往来。1860年汕头开埠后，大批潮州人为谋求新天地，到了当时被英国统治的香港以及泰国等东南亚地区闯天下。


　　擅长经商的潮州人在香港和东南亚各国生意做得风生水起，赢得了“经商天才”的美誉。在泰国，不只我们卜蜂集团，盘谷银行（BangkokBank）的创始人也来自潮州。执掌香港最大企业集团的李嘉诚同样是潮州人。


　　或许是地域的影响，父亲虽出身地主家庭，却自然而然踏进了经商的世界。潮州蔬菜以品质高而闻名，但菜种只能在国外种植一轮，不可留种再植，否则产量和品质都会降低，因此需每年从潮州购入新种。父亲看好蔬菜生意的商机，开始精心选种，做起了菜种生意。为了向南拓展市场，父亲决定南渡东南亚。


　　1919年左右，父亲投靠亲戚来到泰国。泰国政府积极推行吸收中国移民的政策，大批中国人特别是潮州人涌入泰国。据说泰国的华裔现已超过700万，占泰国总人口的一成多。他们大都是潮州人的子孙。


　　泰国是东南亚唯一没有遭受殖民的国家，既不存在宗主国政府也没有欧美大企业的势力，父亲从中看到了发展空间。来到曼谷后，父亲在市中心昭拍耶河岸边的唐人街落了脚。


　　从潮州来到泰国的中国移民不少都以务农为生。父亲把从中国运来的菜种，沿路向农民销售或是批发给零售商，逐渐攒下一笔钱。1921年，父亲在唐人街开了家属于自己的店铺，取名“正大莊”。


　　“正大”来自成语“光明正大”，意思是恪守道义、公正做事。父亲最早在汕头开的公司叫“光大”，后在泰国开了“正大”。“正大”在潮州话里念做“ChiaTai”，泰国的当地人也都这么叫。这就是我们卜蜂集团的源头。这家店铺如今依然在唐人街的河岸边，继续出售菜种。

渔歌子

【连载3-谢国民：我的履历书】--父亲养的鸡天天都下蛋

　　父亲谢易初喜欢新鲜事物。菜种店“正大莊”在曼谷开张后，父亲把飞机印到了商标上。种子与飞机一点关系都没有，但父亲说：“飞机是现代文明，先进科学技术的象征”，就这样印了上去。


　　正大当时经营白菜、芥菜和芜菁种子。种子分装在一个个小纸袋里销售。纸袋采用了当时还很少见的彩色印刷。尽管被旁人讥讽：“卖给农民的东西，干嘛印得那么漂亮”，父亲却不为所动。


　　包装纸袋上会印上有效日期，过期免费更换。这种做法在当时非常罕见。父亲常对我们说：“种地是苦差事，播的种得每天浇水。不发芽，农民就赔大了。我们绝不能让顾客吃亏。”

　　父亲谢易初在曼谷唐人街开的种子店“正大莊”

　　父亲没有受过高等教育，却有科学观察事物的能力。曼谷有很多人在房顶上养鸡，但鸡很少下蛋。父亲仔细观察后，发现它们主要吃虫和草。


　　“是不是缺营养？”带着这样的猜测，父亲将鱼粉和米糠拌成饲料喂鸡。还喂了蔬菜和打碎的贝壳。虽然没有蛋白质和钙之类的知识，但父亲通过观察，用自己的方式调配出饲料。就这样，父亲养的鸡天天都下蛋。


　　父亲还热衷于改良蔬菜品种。他在中国老家潮州和泰国开设农场，选育优质菜种，也就是通过人工育种来改良品种。这并不是从农科院校学到的知识，而是根据经验，自己总结出的一套办法。


　　我很自豪自己继承了父亲对新鲜事物充满好奇的性格和科学观察事物的能力。父亲提出的“品质第一”和“重视顾客”的理念得到顾客的青睐，种子销售业务蒸蒸日上。父亲从中国叫来胞弟谢少飞来店里帮忙。


　　只要品质优良，除了潮州，中国各地的菜种，父亲都拿来卖，日本产的种子也不例外。1940年，父亲成为日本泷井种苗公司的经销商。其详细经过，现已无从考证。卜蜂集团与日本泷井种苗公司一直保持交往，现在仍在合作改良蔬菜和水果品种。2015年还举行了合作75周年的庆典。


　　英语和泰语不通的父亲是怎样跟外国企业打交道的呢？原来父亲不惜重金，高薪雇用了居住在曼谷的一位会说泰语的英国人，亚历山大•坎贝尔。父亲将签约等涉外事务全部交给了他。


　　正大当时虽是家只有几个人的小店，却早早跨进国际企业的行列。父亲为卜蜂集团建立了只看能力不问国籍的传统。上世纪80年代，年过80岁的坎贝尔先生依然忘我工作，在正大唐人街的办公室里不停地打着电传。

渔歌子

我的履历书——谢国民第4回生在唐人街

　　1939年我出生在位于曼谷旧市街的唐人街，这个被称作耀华力路的街区，如今已变成有名的旅游去处。父亲在昭拍耶河边开了家“正大莊”种子店，店铺与码头仅相隔200来米。

　　这是我出生的地方，现在也是正大种子业务的总部

　　那个时代没有汽车，昭拍耶河是曼谷经济的大动脉。商人和农民坐着船在河上穿梭往来。码头旁边有个自由市场，有很多卖农产品的农民，熙熙攘攘。卖完农产品，他们总会到正大莊买些菜种回家。


　　父亲早在潮州老家成婚，生意兴隆后便把母亲从潮州接了过来。在与种子店隔街相望的地方，父亲又开设了一个总部。一楼是办公室和仓库，二楼、三楼用于居住，屋顶则用来晾晒种子。


　　我出生在三楼，三叔谢少飞一家住二楼。家人不准我靠近办公室，只准我在后院玩耍。一楼摆放着很多装着种子的铁罐。种子比较娇气，既不能太干也不能太潮，密封在铁罐里的种子可以得到妥善的保管。


　　办公室里有三个人，其中一位是英国人亚历山大·坎贝尔，负责翻译国外信件和撰写贸易文书。他有一个专用的房间，比父亲的还大，房间里设有会客厅。办公室里还有会说英语的泰国人。


　　时至今日，正大莊周边的风景跟我小的时候几乎一模一样。作为卜蜂集团的一员，正大种子店仍在继续拓展业务。我出生的那座楼现在仍是菜种行的总部，总部对面的店铺也一直在卖菜种。大哥谢正民和二哥谢大民创办饲料业时租赁的那家店铺也依旧在种子店旁边。


　　马路上看不到汽车，非常安静。从中国来的潮州人很多在这里开潮州菜馆或茶叶店，出售中国产品。街上挂满的店铺牌子也跟从前一样，都是传统的中文商号，刻着汉字。置身曼谷唐人街就仿佛置身于中国。


　　父母连同家里人都说潮州话。在唐人街，不会说泰国话没有大碍，生意人和顾客都是潮州人。不会说潮州话，反而影响生意。


　　曼谷的唐人街犹如潮州人的天下。泰国社会对不断涌入的中国移民十分宽容。在东南亚很多国家，华侨被排斥，受压迫。但泰国没有，或许是信奉佛教使泰国人更包容、善良。


　　我的幼儿时代，泰国和平安宁，泰国以外则战火连天。日本将战线一路推到东南亚，太平洋战争爆发了，父亲一帆风顺的事业也笼罩上了乌云。

渔歌子

【连载5-谢国民：我的履历书】--母亲的言传身教

　　父亲在曼谷开了“正大莊”种子店，大本营还是在潮州老家汕头。汕头农场培育的菜种经香港，销往泰国等东南亚各国及印度。父亲的种子只要是热带气候都能种。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切断了从泰国通往中国的海上通道。泰国和中国的往来被阻断后，父亲没有安安静静地待在泰国，而是去了马来西亚的分店。那时马来西亚也被日军占领，父亲去后被困无法出境，直到二战结束，才重返泰国。

　　“我的母亲”-谢国民

　　在成都上学的大哥谢正民和二哥谢大民被困在中国。日军进驻泰国前，泰国政府与日本缔结日泰攻守同盟条约，躲过了战火。那段期间，曼谷的店铺只能交给三叔谢少飞代为打理。


　　父亲很少待在曼谷。我的童年回忆几乎都是与母亲陈金枝连在一起的。每到饭点，母亲就对佣人们说：“你们已把饭菜准备好了，我饿了，你们也一定饿了。现在没什么活了，你们也去吃饭吧。”母亲温柔亲切的声音，一直在我幼小的耳边萦绕。


　　我的外公也是潮州人，家里是经商的，生意做得很大，但一场罕见的灾害让他们家破人亡。


　　母亲小的时候潮州发生过海啸，死伤无数。母亲家靠近海边，被海水冲走了所有家当，家里破产了。我的外婆不幸遇难，有兄弟姐妹虽幸运逃过一劫，却不得不靠讨饭生存。我的外公也逃到了曼谷。


　　也因为这个关系，母亲从不忘记扶弱济困，很同情和照顾贫寒的亲戚，每周都会给他们送些钱过去。母亲的钱几乎全都用于接济他人了。母亲对周围的人讲：“钱不重要，孩子们才是我的财产”。母亲过世时，不只是亲戚，佣人和司机也都哭得很凄凉，因为母亲生前一直都把他们当作家里人照顾。


　　也许是富有同情心，也许是善解人意，母亲总是雪中送炭。得到帮助的人日后总会来报答。其实就算没有回报，母亲也毫不在意。


　　我从母亲那里学会了“给予”，这也是公司经营的立足之本。经营者一定要将心比心，懂得换位思考，给予员工和客户机会或利益。我从母亲身上学到了重要的人生哲学。在之后的岁月里，因忙于工作，我与母亲相处的时间甚少，这令我至今追悔莫及。

渔歌子

　“我的母亲”-谢国民，一看就是有福气善良之人。

渔歌子

一段很精彩传奇的人生！

子不语

很钦佩，期待续文

渔歌子

子不语 发表于 2016-9-10 11:10
很钦佩，期待续文

更新来了！

渔歌子

【连载6-谢国民：我的履历书】--儿时的梦想当电影导演

　　2016-07-21正大水产


　　做梦也没想过长大后会当企业家。


　　上小学的时候，我的梦想是当电影导演。我痴迷香港电影，爱看文艺片和动作片。我照着电影剧本试着学写自己的剧本，还在学校舞台上为老师同学们上演过自己编排的剧目。


　　我还迷上了魔术。那时没有电视，第一次看魔术是在一场演出里。我让魔术师教我怎么变，回家后勤加练习。我学会了从箱子里变出鸽子，还能让空罐子里涌出大米。

　　在泰国上小学的时候，前排左3是我

　　我上的第一所小学是华侨在曼谷开办的学校，上课基本用泰语，每天会有一个小时的中文课。一年后，我转到位于曼谷西边万磅县的教会寄宿学校，那里的环境非常适合学习。这是我第一次离开家人，日常生活都得靠自己。同学大多来自富裕家庭，有的甚至从马来西亚远道而来。学校里华侨子女很多，但不教中文，只用泰语上课。中文学习的中断让我在日后学习汉字上吃了不少苦头。


　　平时的娱乐只有锻炼身体。学校每周有一次泰拳课。班级之间打架，通常是用泰拳一决胜负。


　　我从小喜欢照顾小动物，9岁开始养斗鸡和赛鸽。因为是寄宿学校，无法自己养，就寄养在老师家里。我现在仍然喜欢斗鸡，时不时会去看上几场。


　　太平洋战争期间，父亲被困在马来西亚，战争结束后才返回泰国。在泰国没过多久，父亲又去了汕头。除曼谷“正大”种子店外，父亲在汕头还有一家叫“光大”的公司，从那里出口菜种。父亲在汕头农场专心改良品种。


　　1945年8月，二战以日本投降而告终。中国随后爆发了大规模的内战，是国民党同共产党的内战。共产党在国共内战中赢得胜利，1949年10月，共产党宣布成立新中国。共产党刚上台时，父亲所在的汕头并没有发生多大变化。


　　新政府执政初期推行灵活的经济政策，探索公私合营、共存共荣的道路。不但没有排斥父亲这样的私人企业家，还呼吁全世界的华侨回来建设祖国。潮州出身的华人华侨也纷纷将子女送回家乡。


　　我欣然接受了父亲的提议，自愿报名去汕头学习。那时我11岁。

渔歌子

【连载7-谢国民：我的履历书】--回到汕头苦学汉字

　　2016-07-22正大水产


　　11岁的我平生第一次看到大海。我乘大型客轮，从泰国曼谷出发前往广东汕头，这也是我第一次坐船。船在风浪中不停摇摆，很多人晕船，但我没有晕船。一周后，客轮抵达了父亲所在的汕头。


　　父亲的故乡澄海蓬中村隶属汕头市。在蓬中村和汕头的旧市街，父亲都有房子。汕头作为通商口岸，建筑风格早年受到西方影响。街中鳞比的“骑楼”建筑群，吸取西洋外廊式手法，将底层屋檐部分拓展出来，毗连串通成沿街走廊，形成遮阳避雨的行人通道，成为汕头的一个独特街景。我住过的房间在骑楼式建筑的三楼。房子现在还在，早已无人居住。那时，父亲常常不在家，几乎都在农场。我在汕头生活，没有语言障碍，因为在曼谷家中我跟母亲讲的就是潮州话。

　　在汕头上小学的我戴着红领巾

　　我的最大问题是不识汉字。我只在曼谷念的第一所小学学过一年中文，之后的寄宿学校都是用泰语教课。1952年，我在汕头插班上了小学四年级，汉字必须从头开始学。


　　当时的小学，即便是同班，同学间的年龄也相差很大。新中国成立后，未上过学的大龄同学和海外归来的华侨子弟被分到一起。我的年龄在班里虽然有些大，不过还不是最大的，班里还有年过15的同学。


　　为了不被同学嘲笑，我开始苦学汉字。我从书店买来潮汕字典，从同学那里借来一年级、二年级的语文课本，放学后在家自学。我喜欢晨读，每天早上六点起床后，会在自家的阳台上背记汉字。学校几乎天天有考试，每次考完语文，我都请老师给我再做一次讲评。


　　中国各地有自己的方言，发音和语法差别很大，共产党执政后开始大力推广普通话教育。我的小学校里每个星期也会有一次国语（普通话）课，但我学得并不理想，说得也不流利。后来在台湾投资做生意才练就了一口流利的国语。


　　进入五年级，我的名次升到第二、第三。认识汉字后，学习也轻松了许多。算数是我的得意科目，不用学也能够考高分。学习成绩的提高，让我有时间重新开始自己的兴趣爱好。在泰国上小学时，我就喜欢斗鸡，于是我又养起了公鸡，还经常把自己养的鸡拿去挑战周围邻居的鸡。


　　我还从父亲农场拿回良种鸡苗，养起了母鸡。班里同学也轮流来家里给母鸡喂食。母鸡下了蛋我就分给同学带回家。在我家的晒台上有一个大鸟笼，里面有几十只大白鸽。我每天喂养鸽子，对鸽子进行放飞训练。记得有一次我放出去的鸽子中有几只没能回归鸟笼。我找到一个养鸽子的少年能手，向他请教养鸽子的秘诀。多年后我从事家禽饲养方面的事业，或许跟我童年养鸡养鸽子有关。


　　照相机在那个时代还很稀罕。我迷上了照相机，经常用父亲的相机给老师和同学们拍照。有时还会使用自拍按钮。照片都是自己在家冲洗。每次都把冲洗好的照片分送给大家。我喜欢新机械和新技术的性格，让我日后的事业受益匪浅。

渔歌子

【连载8-谢国民：我的履历书】--良师益友似海情深

　　2016-08-02正大水产


　　在汕头，我遇到了一位终生难忘的女老师——小学时代的班主任陈诗馥。刚从泰国回汕头的我，什么都觉得陌生，班里的朋友也不多，陈老师给了我很大的鼓励。记得有一次，在陈老师的支持下我走上讲台，有声有色地讲述了泰国的民间故事，大家被生动有趣的内容逗得哈哈大笑。我很快融入了新的环境。


　　师范学校毕业的陈老师那时还不到30岁，她的先生在远离汕头30公里外的揭阳市做中学教师。有段时间我生病住院，不能去学校上课。陈老师多次到医院看我。我出院后，陈老师放弃回揭阳跟家人团聚的机会，利用暑假给我补习功课。

　　在汕头上小学时的照片，前排中央是陈老师，第2排左1是我

　　陈老师爱生如子，对班里每位学生都温和慈祥。担任我们班主任那几年，陈老师从未请过假，即便是感冒发烧也坚持上课。老师生病，我们会到老师宿舍帮助清扫房间。我还把从泰国带回的特效药拿给老师。


　　陈老师担心班里有学生成绩不好会掉队，提议同学之间互帮互学。有些同学家里没有电灯，晚上不能在家复习功课。我的家里比较宽敞，适合同学们聚在一起，于是我组织了一个晚间学习小组。


　　晚自习上我把各科的题目分给同学，让他们复习准备后轮流给大家讲解，这个方法让大家的学习兴趣大大提高。我还让几位学习基础差的同学在家留宿，一起睡觉，一起早读。同学们的成绩提高了，全班学习的总成绩也获得了全校第一名。


　　我成了班里的小领导。学校的篮球比赛和拔河比赛，都由我带领大家反复练习，共同切磋取胜方法。同学们齐心协力，两个比赛都赢得了冠军。在班级这样小小的组织里，我体会到了调动大家积极性的重要性。后来，我被选为班长。


　　有件事至今难忘。当时班里有位同学，调皮捣蛋，没有朋友，不但被同学们讨厌，连家长也不愿意理他。他很孤独。缺少关爱的他为了引人注目，到处惹是生非。我很同情他。在班里只有我愿意跟他做朋友，带他一起出去玩儿。在交往中，我慢慢告诉他不要再做那些惹是生非的事情。他不肯听家长和老师的，但听我的。


　　从母亲那里我继承了同情帮助别人的能力。这在日后的企业经营中也发挥了作用。只有站在他人立场替他人着想，才会被人尊重。如果只为自己考虑，谁也不会听从你。


　　我在汕头念到初中一年级就转学到了广州，姐姐在广州上大学，我住在姐姐那里。日常会话从潮州话变成了广东话，潮州话和广东话虽都是广东省的语言，发音却大不相同。广东话对我来说就像是外语。


　　慢慢地我能听懂一些日常会话，但还是不会说，好在能够看懂汉字。我在广州只学了一年，没在那里毕业。为了学习英语，我转学到了香港。

渔歌子

【连载9-谢国民：我的履历书】-回不去的中国

　　2016-08-22正大水产


　　我在香港待到17岁。


　　每天除了读书就是看电影，当电影导演是我从小的梦想。刚好有一位香港朋友的哥哥是电影明星，十八、九岁。我靠着这层关系进出摄影棚，仔细观察拍电影是怎么回事儿，并一心想成为一名电影导演。


　　上世纪50年代的香港并不像现在这样光鲜奢华，路上很少见到汽车，从大陆逃难过来的人很多。穷人在半山腰的铁皮屋里栖身。原本住在香港的有钱人离开这里，搬到了其他地方。香港日后才慢慢繁荣起来。

　　“正大莊”的经营层，右2是我的父亲，右3是我的叔父

　　我在香港上学，上课用广东话和英语，那所学校现在已经没有了。父亲希望我在香港打好英语基础，然后去澳洲上大学。父亲的想法是，我在农业发达的澳洲专心学习农业后，可以帮忙打理家业。


　　可是我已经受够了这种辗转不定的生活。在泰国的小学校学习泰语，回到汕头学习中文（潮州话），转学到广州又开始学习广东话，到了香港则是广东话加英语。要是去了澳洲，还得玩儿命学习英语。


　　在汕头学习汉字时吃的苦头到了澳洲还要重新来一次，这个苦头我是不想再吃了。我决定不去留学，本来应该跟妹妹一起去的，最后妹妹只身前往澳洲。


　　我在香港时正值上世纪50年代后期，中国经济政策的转向已经十分明显。从建国初期欢迎私人企业家和归国华侨，逐渐变成否定私有企业和私有经济。政府开始没收私有土地，推行农业集体化。在汕头拥有公司和农场的父亲，也从爱国华侨变成了被打倒的资本家和地主。


　　父亲的运气很好，他本来是出不了境的，因患了胃病，得到香港去做手术。在香港疗养期间，中国的政策急转直下，父亲就此躲过大难。当时的香港由英国统治，是中国管控不了的安全区。要是父亲晚一点离开中国，恐怕连命都没有了。


　　之后，汕头的公司和农场全都被政府没收，父亲失去了在中国的所有财产。担心会被扣在国内，我也不能再从香港去汕头和广州。直到70年代末期，邓小平推行改革开放政策后，我才能再次来到中国。


　　放弃澳洲留学后，父亲敦促我说：“不学习就回去工作吧。”就这样，我离开香港回到了曼谷。我在中国和香港的那段期间，父亲在曼谷创办的“正大莊”，已由哥哥们发展成一个中型企业——卜蜂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