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农场的畅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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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的家庭农场，其意义更在于一种“新”的、以家庭为单位的耕种模式。在欧美国家对家庭农场的定义中，这是一种农民家庭租赁、承包或者经营自有土地的农业经营形式。在美国，家庭农场、农场主制度已经沿用百年，在一些产量大洲，中等规模，并有百年以上的家族农场比比皆是。

　　更简单来说，它类似于中国农村“养殖大户”的2.0版本。国内专家给出的定义是：以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从事农业规模化、集约化、商品化生产经营，并以农业收入为家庭主要收入来源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事实上，家庭农场在国内的发展也不仅限于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紧邻北京密云的周末农场，20-200亩之间的家庭农场具备现代化的生产条件，其农产品多有以经营者名字命名的自有品牌，并且建立完整的食品安全追溯体系。

　　而在本世纪初，上海松江、吉林延边、浙江宁波等地，已经开始对家庭农场进行培育。在农业部的统计数据中，截至2012年底，全国33个农村土地流转规范化管理和服务试点地区，已有家庭农场6670多个。

　　“中央一号文件对家庭农场的提出，是有诸多原因的。”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院长孔祥智对记者分析，“旨在对农业发展进行新的探索，因为中央已经看到家庭农场在现代化农村建设中的活跃性，另外一点，家庭农场更能吸引漂泊在外的年轻农村劳动力回归。我国现在的农业生产上，人力已经出现严重的老龄化。”

　　而农业部农村经济体制与经营管理司负责人也曾向媒体解释，家庭农场是指以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从事农业规模化、集约化、商品化生产经营，并以农业收入为家庭主要收入来源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事实上，家庭农场的革新也更加向企业化发展。家庭农场与以往种粮大户不同，前者经过工商注册、有法人代表，其运作更加企业化；而后者的单一化生产很容易造成动力不足。

　　典型的例子有据可循。在浙江海盐县，农经局的数据显示，从2009年到目前，全县共有家庭农场71家，经营面积近1.3万亩。2011年，经营总收入1530万元，人均收入4.7万元，是全县农民人均纯收入的3倍，同时，还带动了周边大片农户的就业和发展。

　　当下，一直在“静悄悄”发展的家庭农场被推向前台。但诸多的问题也开始显山露水。有专家指出，农村劳动力需要“内输出”，以解决农场转型后的劳务缺失问题。

　　而更需要解决的则是补贴政策。按现有政策，农户没有承包的土地，就是三补承包土地，而非补贴流转的土地。有分析认为，“要解决补贴的政策，就是把补贴到土地上的钱，真正用到发展粮食生产、开展家庭农场经营的农户身上。”

　　此外，大规模推广的家庭农场是否还能适应已经推行三十年的土地承包制，在一个民间兴起、政府支持的新模式下，循序渐进的过程则显得尤为重要。

　　密云一位从2005年就开始涉及家庭农场的“农场主”单世林告诉记者：“政府在鼓励家庭农场的建立，但仍需要很长的时间来制定标准，比如明确家庭农场认定标准、登记办法，制定专门的财政、税收、用地、金融、保险等扶持政策。”

　　“而这些政策、标准的制定，应该考虑的其实只有四个字：以农为本。”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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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产业链

　　2010年，孙传德在潍坊市寒亭区寒亭街道仉庄村租了100多户居民的300多亩土地，那时候，这里相当于一片荒地，大片耕地里零散地种着些小麦，有些则干脆荒着不管，因为种一亩地一年只能挣到两三百元，村民大多出去打工。

　　租赁土地后，孙传德付给村民一亩地一年1100元的租金，“他们很合算，因为不干活就能得到钱，我们也很合算，一亩地的利润远远超过1000块。”孙传德告诉记者。

　　没了土地的农民可以到孙传德的农场里工作，他开的工钱是一个月2000元左右，管理者可以拿到更多。

　　今年36岁的周海红是周志敏的弟媳，来农场工作已有4年，与丈夫周小伟一起负责花卉的管理和运输工作，两个人一年能挣七八万元，这对农民而言，已是不小的数目。

　　“外出打工的话，一天的工钱70元左右，一个月不休息也只能拿到2000元。”周海红告诉记者，相比之下，在农场工作要有利得多，“不用出去了，可以照顾家庭，挣得也不少。”

　　当然，孙传德挣得更多。

　　在他租的300亩土地上，有100亩花卉、100亩有机蔬菜和100亩“小农场”，建这个农场，花了1000万元，其中一半来自银行贷款。

　　孙传德靠花卉生意起家，这也是他目前的主营业务。他家的花卉品种很多，仅红掌一项，一年就能种10万盆，一盆能卖到30元。

　　销售渠道多年来都已经不是问题，他已经与1000多家单位建立了长期合作，除此之外，还要给大型花卉市场供货，记者采访时，他的妻子周志敏正带着一车红掌到青州送货，那里有北方最大的花卉市场。

　　为了保护产权，孙传德还注册了开轩品牌，品牌里包括花卉、萝卜、韭菜、香梨和西瓜，他有自己的加工厂房，可以给产品加工包装。

　　加工好的产品，价格并不便宜，一箱包装好的萝卜，就能卖20到50元，其中“一等萝卜”最贵，包装也最复杂，一个大箱子里面只有8个萝卜，而且每个萝卜还单独用一个小盒子装起来。

　　仅卖萝卜，一年也能挣几十万元。100亩萝卜收获后，还可以在原有的土地上接着种100亩西瓜。这些是供不应求的有机产品，价格要比普通果蔬高出6倍。

　　■现实

　　在孙传德的大农场里，还有数百个“小农场”。

　　这里的土地以分为单位(一亩为10分)，中间用护栏隔开，组成一个个小型菜园，提供给城里人租种。租种的多是一个个小家庭，他们根据自己的喜好来播种蔬菜。

　　按照“小农场”指示牌的提示，现在正是播种菠菜的季节。

　　“当时做这个，也是为了提升人气，为城里人建造这么一个休闲劳动的平台，也有利于我们的宣传。”孙传德说，每到周末或节假日，租种小菜园的人会骑着单车从城里过来，打理他们的蔬菜。

　　租种一分地，一年的租金为1000元，这是潍坊寒亭区“小农场”里最高的价钱，种苗、工具、肥料还要另外收钱，即便如此，孙传德的“小农场”里也已经没有空地。

　　这是现实版的“开心农场”，但租种者们不能相互“偷菜”，这会被监控摄像头拍摄下来。

　　“我们就是大农场里套着‘小农场’。”孙传德告诉记者，“我的家庭农场模式已经经营很多年了。”但刚开始经营农场时，他还不知道这个概念。

　　孙传德的经营必然会得到地方政府的支持，因为地方政府早就在为这家农场做宣传，他们还在“开心农场”的边上立了一些宣传的牌子，上面写着“庄园总投资3000多万元，占地600余亩”。

　　“这都是他们立的，也是为了宣传，数字稍微有些夸大的地方。”孙传德告诉记者。

　　如今，孙传德正在考虑是否要去办个家庭农场的经营执照，“应该是有必要的。”他说，“以后应该会有一些针对家庭农场的优惠政策，这对生产经营没什么不好，而且还可以起到宣传作用。”

　　自从家庭农场出现在2013年的一号文件中，全国各地就已开始探讨与之相关的政策，出台优惠措施或者直接补助资金。武汉市现有167家家庭农场，平均每家能获得补贴4万元。

　　根据农业部的统计，33个农村土地流转规范化管理和服务试点地区已有家庭农场6670多个。

　　但在目前，家庭农场所映射出的农村问题也已出现。

　　“在农村五六十岁的农户越来越多，新生代农民往往嫌在家务农劳动强度大，不愿意做家庭农场。这也是农村老龄化的问题之一，新政策加速了家庭农场的建设，但老问题依旧客观。”湖南省株洲龙华畜牧公司总经理龙秋华对记者说，“家庭农场组织容易，但依然面对用工和农产品销售问题，因为并不是每个家庭农场最后都能走向公司化。”

　　在国内，像孙传德家这样规模较大的家庭农场，在山东、江苏、河南等粮食大省迅速崛起。但更多的，还在“摸石头”的小家庭农场，则在转轨中继续观望市场和政策的变化。

　　“要将大量的劳务输出，转为向农村进行部分‘劳务输入’，才能缓解耕地上的诸多问题。”龙秋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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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农场的回变与革新

　　■农场主

　　在山东烟台，刘举林是第一个拿到营业执照的“农场主”，他在3月中旬申请创办了自己的家庭农场——莱州市曙光家庭农场。

　　尽管已经租到了1440亩土地和420亩水库，但家庭农场具体需要怎么规划和经营，他的心里也没底。

　　他是山东烟台莱州市程郭镇前武官村的村民，也是当地人眼中一个“很有想法的小伙子”，记者联系采访时，他正在海南旅游。按照计划，海南旅游结束后，他将直接坐飞机到青岛，向青岛已经略显成熟的农场借鉴经验。

　　“现在是我最闲的时候。”他说，“家庭农场的经营执照刚申办下来，已经请了规划局的专家做规划方案，等方案做好后，别说出来散心，就算应付其他的杂事，恐怕也很难抽出时间。”

　　申办家庭农场的营业执照并不复杂，但前提是必须已经租到了土地，且有足够有力的经营场所证明——土地租赁合同。

　　3月15日上午，刘举林带着包括土地租赁合同在内的相关资料，来到程郭镇工商所提出注册家庭农场的想法，但工商所从来没有办理过这样的手续，“工商所的领导还请示了上级，得到的答复是‘可以办’。”

　　刘举林告诉记者，当天下午，他就拿到了营业执照，农场的注册资金1500万元，这是他做矿山生意攒下来的。

　　但直至拿到营业执照，刘举林租赁的1440亩土地仍然在荒废着，只有水库里会放些鱼苗，尽管他拥有这些场地的使用权已有三年。

　　2010年，刘举林就将420亩的水库承包下来，“那时候水库都干了，里面没一点水，荒废挺可惜的。”他说，“我租下来以后，第一年，水库就有水了，总感觉冥冥之中需要我去做点什么。”

　　次年，他又开始大面积承包荒山和耕地。村里的耕地按照土壤的肥沃程度，分为四个等级，他租的这片耕地，就是最贫瘠的四等土地，这里不适合大面积种植粮食，因为得不到好的收成，“在肥沃的土地上，假如种植一种农作物能有2000斤的收成，换到这片土地，最

　　也只能收到三五百斤，除去成本，辛苦钱都不够。”

　　这里也没有像样的道路，农业机器无法进入，从耕种到收获，都要凭借自己的双手。“村民的地都不愿意种。”他说。

　　刘举林跟村民签了三十年的合同，一亩地一年需要付200元租金，每三年付一次，这是一笔不小的支出，每三年的租金要超过100万元。

　　■构想

　　土地依然荒芜，也只能荒芜，因为浅薄的土层太过贫瘠，“山上最薄的土壤厚度只有十几厘米”，这是刘举林遭遇的第一个难题。

　　他不知道这些土地适合用来做些什么，唯一的办法就是让土地变得肥沃，这需要翻新土地和填土。

　　有时候，刘举林会站在荒地上，指点着他未来的农场，“别看现在只有一片荒山，几年后，这些土地上就会成为有机果蔬的生产基地。”

　　他打算在这片土地上种植六到八种果树，种类不算多，但规模已不小，有机种植是他预想的目标，“蔬菜、水果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东西，而且现在大家越来越重视生态环保和农产品的质量。”然后就是修路，路旁再种上风景树，水库和土地外围种上2万棵黑松。

　　这是他的初步构想，规划局的规划方案做出来之前，他不会“轻举妄动”，他说，“没有整体的计划，我不会盲目去做。”

　　当然，他也已经意识到，在未来五年之内，农场不可能为他带来多大收益，“等果树苗长成结果，也需要三五年时间。”他说，他只能把做矿山生意挣来的钱，不断投入到农场里。

　　一切都需要等规划方案出来，这是烟台第一家家庭农场，没人知道具体该怎么做，也没有具体的指导政策，这是一个空白区。

　　可以预见的是，这一纸经营许可证，将为刘举林带来不少实惠，“有了这个营业执照，不但我经营农场的合法地位得到了确认，我还可以刻自己家庭农场的公章，在贷款、保险、签合同订单、注册商标等方面都能享受到更多的优惠政策。”他说。

　　尽管具体的优惠政策还没下来，但他已经得到地方政府的承诺，“他们都说了，有需要的地方，政府会给予支持。”工商部门近年来也出台了不少扶持中小企业和个体户发展的措施，在家庭农场这个问题上基本都能派上用场。

　　等到农场建成后，刘举林还打算成立一个研究所，用来研究其他成功的农副产品品牌，然后，用研究出来的成果，指导自己打造出一个新的品牌。

　　但在农场建成以前，他需要不断向别人借取经验，“过几天去青岛考察，应该会有很多收获，那里有些农场已经发展成熟。”

　　在山东，发展成熟的农场并不鲜见，比如山东潍坊人孙传德的开轩农庄。

　　与曙光家庭农场相比，开轩农庄的规模小得有些像家庭作坊——孙传德只租了300多亩地，但按发展年头算，经营多年的开轩农庄已经趋向成熟。

　　孙传德喜欢给自己打上“失业后创业再拉动就业”的标签，说起来，这还是个励志的故事。

　　■雇员

　　1998年，孙传德所工作的潍坊市水产供销总公司倒闭，不到30岁的他也跟着下岗。他毕业于烟台市水产学院，是小城市里当时不多见的本科生。

　　下岗后，他找不到其他赚钱的门路，用他自己的话说，“我有能力有年龄有想法，就是没钱没关系。”

　　迫于生计，他与妻子周志敏以卖花来维持生活，他们花了80元买来一辆旧三轮车，每天早起去卖花。第二年，交通工具升级，花800元买了一辆旧三轮车。再往后，就换了小货车，“我还是潍坊第一个买汽车的卖花人。”他说。

　　早年的卖花生涯，给了这个39岁的大学生一脸黝黑的皮肤。

　　卖花数年，他的手里也攒了些钱，2006年，他成立了潍坊开轩花卉有限公司，租下几亩地，开始了现代化公司的经营。

　　2010年，孙传德的生意再一次扩大规模，他在原先经营场所不远的地方，又租了300亩地，开始了家庭农场的生活。

　　“一开始种花的时候，地里的草都要自己去拔，因为付不起工人一天10块钱的劳动报酬。”他告诉记者，“现在我基本不用干活了，我需要做其他的事，再说也用不着我干了。”

　　现在不是繁忙的季节，他的农场里只有30多个工人在地里忙活，“最忙的时候，要请100多个人来干活。”孙传德告诉记者。

　　在养殖蝴蝶兰的温室大棚里，工人正在移植花苗，这种花从栽种花苗到可以拿出去卖，需要一年时间，问到蝴蝶兰的价钱时，工人说：“我们只负责干活，不知道价钱。”一旁的孙传德戏言：“我没有发话，他们不敢跟你说实话。”

　　农场的工人大多是附近的村民，他们的关系是父子、夫妻，或者兄妹，其中还有10多个是孙传德的亲戚，大多在管理岗位。

　　好在“农场主”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去用人，他们不会担心别人的看法。

　　曙光家庭农场的“农场主”刘举林有自己的用人标准，他想让本村的村民到他的农场里工作，并且许诺的报酬不会低于外出打工挣的钱，但有一个标准：不能低于45岁。

　　“我不用青壮年，年轻人应该出去打拼，不能被困在家里。”刘举林告诉记者，“我只用妇女和中老年人，因为他们闲在家里没什么事，有时显得很无聊。”他的父亲已有65岁，但闲下来的时候还经常给人做些零活打发时间。

　　这与孙传德的用人标准有相似之处，他也喜欢用当地村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