渤海漏油索赔陷取证难 渔民寄望政府力量

在渤海漏油事件中推动民间诉讼很重要，这首先需要破解取证难题，亟待相关政府部门的介入。 8月23日，来自河北乐亭的四个海产品养殖户风尘仆仆地出现在北京东四环附近的一座写字楼，面对着50余家媒体和诸多律师、环保组织，他们却对索赔信心不足。

律师预计渔民损失上亿，渔民索赔信心不足

“我们的损失很大，每亩养殖场的直接损失就达到两万元，但对于赔偿我们只能寄希望于政府，期望康菲公司能够积极赔偿。”来自乐亭的海参养殖户老苟一面举着受污染养殖场的照片，一面无奈地叹气。他向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坦承，律师告诉他们诉讼并不容易，获得赔偿的时间可能拖得很长。

自中海油康菲蓬莱油田6月发生漏油事故以来，渤海沿岸一些渔民养殖的水产已出现大面积死亡，河北乐亭、昌黎的海产品养殖区是其中受污染最严重的区域之一。

但康菲公司似乎并未感受到渔民迫切的索赔需求。同一天上午，距离老苟所在写字楼仅20分钟车程的一家酒店里，康菲公司中国区总裁司徒瑞在媒体发布会上表示，现在还没有收到有关赔偿的申请，也没有收到来自法院的传票。

为何渔民的索赔诉求，在事发近3个月后，依然未能触动康菲公司的神经？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赵京卫23日晚间向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分析说，取证难是诉讼迟迟未能推进的重要原因之一。

盈科律师事务所代理了河北乐亭、昌黎近200名海产养殖户的诉讼请求，赵京卫估计这部分渔民的损失将高达亿元。“下一步我们将与相关行政主管部门沟通，进一步获得有价值的资料信息；同时扩大与鉴定机构的接触范围与深度，尽快确定鉴定的项目内容。”

康菲取样结论或与海洋局大不同

依据康菲方面提供的信息，该公司在渤海及沿海抽取的56个样本，通过第三方独立实验室检测的结果显示，仅两个与蓬莱19—3B平台相关，另有3个疑似与C平台相关，这5个样本均不在乐亭、昌黎养殖户的养殖区。

康菲的检测结果显然不利于渤海沿岸乐亭、昌黎渔民维权。发布会上，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追问帮助康菲公司出具检测结果的第三方独立实验室的名字，以及是否属于国家海洋局认可的机构时，康菲公司健康、安全和环保总经理许先宏表示，按照与第三方的合同约定，不能透露第三方独立检测机构的名字。

山东大学威海分校海洋学院副教授、海洋生物专家王亚民相对乐观，他向本报记者分析说，即便康菲采集的沿线油污样本并非来自蓬莱油田，从海水的流向也可以推断出蓬莱油田溢出的油流向哪些海域，这将为现场采集的样本提供有效补充。

王亚民提醒记者注意，蓬莱油田的原油为重质低硫高酸性原油，被泄漏到海水中后，高酸性原油将改变海水的PH值，一些对酸性敏感的双壳贝类最容易受到损害。

23日的发布会上，康菲公司并未回应蓬莱油田的原油是否为重质低硫高酸性原油。此前曾有媒体报道7月份河北乐亭县出现大量贝类死亡。

国家海洋局已经对蓬莱19—3油田漏油后的海域进行严密监控。知情人士向本报记者透露，国家海洋局对此事高度重视，在取样上非常充分，“对渤海的大部分区域都有检测，甚至同一地点的不同水层都有取样，现在取样工作依然在进行当中，最终的结论与康菲公司的差距很大”。

但无论渔民、律师事务所，还是第三方环保组织，想要获得国家海洋局的权威信息却并不容易。多位代理过渔民诉讼的律师向记者证实，国家海洋局的许多数据涉及国家机密，大部分不向律师和社会机构公开。

推动民间诉讼，取证难题待破解

国家海洋局北海分局已在筹备针对中海油康菲蓬莱油田漏油事件的公益诉讼。据参与竞标的浙江之海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童登勇透露，9月国家海洋局北海分局将确定最终的律师团队，形成一个律师事务所主导、其他几个律师事务所配合的诉讼团队。

“目前国家海洋局发起的生态索赔已经处在汇总资料、评估方案阶段，下个月将确定律师团队，诉讼的进展将很快。”童登勇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

但国家海洋局正在筹备的生态索赔与渔民并没有直接联系，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国家海洋局可以作为生态索赔主体，而渔民的损失则需要通过渔业部门维权。

童登勇表示，在一些地区，海洋部门与渔业部门是同一个部门，但在上层，国家海洋局与渔业局却是分开的，这对渔民的索赔不利。他建议，将生态索赔与渔业索赔结合起来做，“两者可以适度分离，同时有机结合”。

河北乐亭的养殖户们，已多次承受海洋污染之痛。6月底中海油康菲渤海漏油事件刚被媒体曝光时，当地的养殖户曾经一度排斥媒体，他们担心被曝光后，海产品陷入滞销。

上述知情人士向记者透露，在蓬莱油田漏油之前，渤海沿线养殖区的海域已经受到过其他污染，所以康菲才会坚持说，在沿线收集的大部分样本都为燃料油而并非来自蓬莱油田的原油。

环保部下属的中华环保联合会秘书长顾问吕克勤向本报记者指出，单纯依靠行政手段已不足以解决污染损害，法律诉讼将是一个有效的途径。

“但是我国的环境诉讼，特别是海洋污染诉讼往往面临取证难、鉴定难的问题，克服这些现实困难，对推动民间诉讼顺利进行很重要。”吕克勤指出，如果由国家行政机关发起诉讼，面临诉讼成本偏高，必须解决钱从哪里来的问题。因此在渤海漏油事件中推动民间诉讼很重要，这首先需要破解取证难题，亟待相关政府部门的介入。